多年来，人们对文艺评论的探讨连篇累牍，关于加强文艺评论的呼声此起彼伏。究竟应该如何有效开展文艺评论？如何把握文艺评论的规律？这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一

　　简单地说，文艺评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讲真话”。

　　真话是实话，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乔装打扮，不涂脂抹粉，不贴金，不抹黑，不拔高，不护短。真话是中肯之语，诚诚恳恳，直言相告，可能不中听，甚至还刺耳，但古人早就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是有物之言，言之凿凿，信而有征，与大话、空话、套话、戏说、炒作等判然有别。真话是家常话，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不像“场面上话”，时常装腔作势、拿腔拿调，或言不由衷、虚与委蛇。

　　巴金《真话集》有言：“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在《二十年前》这篇短文里，他对自己曾随波逐流批判过一些文艺家的行为，沉痛反省和自责：“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巴金晚年一再呼吁要“讲真话”，看似极为质朴简单，却是他经历血与泪的磨难后获得的生命领悟，是他思考当代中国历史曲折进程而发出的理性呐喊，更是他希望重铸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最为宝贵的临终箴言。

　　反观当今文坛，尽管巴金“讲真话”的告诫已过去三十多年，尽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已经沁人心脾，尽管解除禁锢的文艺疆场已是各路好手策马扬鞭的广阔天地，但在文艺评论领域，秉持“说真话，讲道理”原则、醒人耳目的作品却凤毛麟角。各种各样“讲好话，唱赞歌”的文艺评论则多如过江之鲫，让人应接不暇。这类评论层出不穷，部分是“红包批评”泛滥，利益驱动使评论者往往难以坦陈直言，给予作品过多过高的评价；部分是“人情批评”弥漫，评论者碍于人际关系不敢或不愿批评，多半泛泛而谈，一味地奉献溢美之词；还有一些评论忽视作品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品质，片面夸大主题宏大、观念演绎的作用，并将其奉为文艺创作的捷径和法门；更有一些评论评价标准混乱，在商业化语境下过分看重销售量、收视率、版税、出场费等市场因素，丧失对低俗、媚俗、庸俗的批判立场，把经济效益如何作为衡量作品是否优秀、文艺家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这种以利润价码和市场效益来评判文艺的风气，曾一度甚嚣尘上，对文艺创作造成很严重的内伤。我们的文艺创作之所以“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莫不与文艺价值观迷失导致的批评标准紊乱密切相关。

　　今天重申“讲真话”，是对文艺价值观扭曲及市场经济雾霾阻扰文艺批评视线的检查和校正。“讲真话”既是一个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每个社会成员正直做人的内在需求。文艺评论工作者能否不盲从、不跟风、不为各种利益所动，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仅是判别其作品价值的内在指标，也是辨别其人格境界的重要尺度。

　　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巴金对“讲真话”做出这样的界定：“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层层递进的关系表明，“讲真话”关键是把赤诚的心交给读者，是与读者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地坦率交流，它与任何应酬之语、敷衍之论无关，更与任何不实之词、不经之谈绝缘。同时，“讲真话”并不完全是童言无忌式的直感之言，也不是信口开河式的畅所欲言，它不仅应是自己所体会、所认识、所相信的话，还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品质，是有见解、有思想、有价值的话。

　　做到这点，远非易事。文艺性表达与一般应用性表达有很大不同。应用性文字如请假条、通知告示、通讯报道及各类图谱等，含义一目了然，清澈见底。而文艺作品如诗歌、小说、绘画、舞蹈等，常常在字面或画面呈现的意思之外，还有潜藏的和隐喻的意义，有时甚至深藏若虚，难以探测。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似乎文字简明、含义明确，但其妙处却在于，诗人主要想传达的是凄凉惜别之情。这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四句诗，感觉是脱口而出的，明白如话，朴素简洁，饱含的意蕴却博大深远。陶渊明咏菊、周敦颐说莲、郑板桥写竹、徐悲鸿画马等，表现的绝不只是植物或动物本身，而是以借喻和象征的手法倾诉自己的情怀、思想和人格。至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卡夫卡的《变形记》、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类的作品，评论要准确描述作家的创作心理，以及文本的深刻内涵，虽有多种套路和门径，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完全拨云见日、探明真相。我国的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尽管历代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却始终无法穷尽其意义，后人永远拥有新的阐释空间。评论的乐趣和学问在此，难处和魅力也在此。这就涉及下面所要谈的文艺评论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