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好懂，有用”，人们习称“六字箴言”，说是“箴言”并不过分。

　　志公先生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没有选择精深的理论钻研，他结合本职工作，面向语文教学的迫切需要，选择了一条很少有可能多获个人名位，却需要奋力开拓的道路，研究教学语法；而且执着求索，毕生以之，获得巨大的成就。

　　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是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走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担任汉语编辑室主任，肩负起领导编写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和教材的重任。那时的汉语语法有几家学说，又多是以外国语法为基础的，不完全适用于汉语教学。编写中学汉语教材是前无古人的工作，首先要博采各家之长，研究制定一套体现汉语规律的语法体系。张公迎难而上。在他的主持下，通过反复协商和开会研究，得到叶圣陶、王力、吕叔湘、朱德熙诸先生的帮助，制定出各家都同意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学汉语课本就是根据这个体系编写的，后来汉语课本停用继而编写语文课本，也采用这个体系。近20年间，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80年代，在张公的主持下召开哈尔滨会议，对这个“暂拟系统”又进行了一次修订，成为“语法提要”，使之益趋完善。拨乱反正初期，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重新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编辑人员集中在香山饭店工作，我和张公同室同窗，朝夕切磋。起草大纲的说明部分，张公时有神来之笔，令人叫绝。“精要，好懂，有用”这六个字就是他在那时提出的。我看，大家看，都认为十分精彩。我以为这六字箴言，不仅是过去17年间语法教学最简要而中肯的总结，而且反映张公研究教学语法的精髓所在。它将成为研究教学语法和进行语法教学的指针，今天适用，明天也将适用。

　　一篇杂文的由来

　　偏于看重自己所研究的专业，大学者也难免，张公不是如此，他没有门户之见。他从事语言教学的研究，同时非常重视文学教育。50年代编写文学、汉语分科教材时，两科虽然分设两个编辑室，工作在许多方面是一起做的。张公对文学教育深表赞同，而且积极关心和参与了创制大纲方案、选文、文字修改和注释等工作。后来，他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设计的一套语文教材，“文学鉴赏”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也一向重视语言教育，况且在语言学方面，张公应是我的老师，教材中的语言教学设计，一向是惟张公的马首是瞻的，其中有些语言教学的短文，或由他命题，或由他审改，还有的是他起草。有人说，张公是语言派，我是文学派，是误解。张公不仅重视文学教育，而且具有很浓的文学气质。他治学，是冷静的，抱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但他在生活中有时忽发奇想，颇有浪漫色彩。80年代，语文教坛从封闭才走向开放。就国内说，各地互相隔绝的小国寡民状态开始打破，大家迫切需要获知更多的信息，约请一些专业工作者讲演曾风行一时。张公和我跑了许多地方，讲演之余也小作游历。那时，烧香拜佛多了，在杭州见到灵隐寺香烟弥漫，善男信女纷纷顶礼的状况，我们不胜感慨。事后有一次谈天，张公激动地说：“前些时是砸个稀烂，现在又拜个头抢地。难道不是砸就是拜，在砸与拜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张公深刻和尖锐的高论给我很大启发，我终于据以写成一篇杂文《“砸”与“拜”》，那是1981年的事。我写杂文是从80年代初开头的。这是我开头的试笔中还算有些分量的一篇，那灵气是得自张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