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侍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倘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地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宫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年5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1912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10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前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时处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

　　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

　　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