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要想写出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强大的艺术家主体是前提条件，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艺术家建构思想高地，洞察时代气象，创造文艺精品。

现实生活比艺术想象更丰富，这是文艺创作遭遇的时代挑战

历史上，文艺高峰的崛起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一批卓越乃至伟大的文艺家显然是文艺高峰出现的先决条件。无论屈原、杜甫、苏轼、曹雪芹还是荷马、莎士比亚、贝多芬、普希金，他们出生的时间、地点不无偶然，人们无法按照设计蓝图预先制造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出来。与此同时，任何艺术家都置身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历史环境可能催生和激励艺术家的杰出才能，也可能阻碍和延迟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规律。今天我们再来认识这种“互动”，需要留心它可能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高额票房是一种互动，艺术基金赞助是一种互动，文艺批评带来的激烈争论也是一种互动。社会历史环境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样。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了一个文艺高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发出耀眼光芒，他们的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文学史铭记的经典。这一批作家的集中出现可以归因于历史提供的“天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替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以文学“呐喊”将这些压力释放出来。但这些作家自身素质构成文艺高峰的先决条件——他们多半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漩涡，曾接受良好教育，具有突出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这些均是他们被历史选中的理由。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文艺高峰成为人们强烈期待。这种期待隐含历史必然。尽管现今面临的形势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但是，许多作家察觉到另一种“天时”以及历史赋予文学的重任：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无不发生深刻改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巨大转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既有概念和表述，以各种具体生活形式展开，潜入千家万户。传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调整，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念、价值判断乃至衣食住行无不显现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总之，20世纪80年代迄今，一个斑斓的时代已经出现，众多感触不断激起文艺家的创作欲望：必须为这个时代写出一些什么！一大批文学出版物已经出现在读者面前，不少电影、音乐、绘画和戏曲作品受到关注，一些影视作品创造了惊人收视率，尽管如此，仍然没有理由绕开一个问题：有多少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又有多少艺术家具备打造厚重之作的雄心和才能？

不少人惊讶于电视屏幕、电影银幕或者互联网上的喜剧为什么如此盛行，这些蜂拥而至的作品为什么不断重复同质的美学风格？古典喜剧的笑声隐含价值立场和批判精神，现今更多喜剧却仅满足于“搞笑”，卖弄机灵抖个包袱或者展示一下“段子手”的俏皮。这种状况显然缘于市场驱动。娱乐精神将喜剧遴选为市场宠儿，令许多文艺创作者趋之若鹜，进而深刻地影响喜剧这一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表现形态。再如对“类型化”的膜拜。传统文艺评价体系往往给予“类型化”负面定位，认为其意味着独到艺术发现、富于个性的想象与体验以及异乎寻常的艺术形式的缺乏。现今，大量流行文艺创作争相以“类型化”将故事导入相似的槽模，削减审美陌生感，利用似曾相识保证观众与读者最大限度的接受。这种固定模式会抑制艺术探索现实的更多视角，限制主题展开的更多可能。许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类型表面丰富之下的内在贫乏。他们曾感叹，现实生活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艺术的想象范围和表现体系——这种感叹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力不从心是这些艺术家的共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