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优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等鲜明特征。

　　■ 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长期共存、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超越了传统政党的竞争共存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既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杜绝了“议而不决”；又充分听取“少数人的意见”，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体现了民主精神、贯彻了民主原则、实现了民主诉求，无疑是真民主的典范。

　　■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苦苦追寻符合自身国情、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为解决世界政党难题、创新民主实现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反映了世界政党制度演化的大趋势，拓宽了各国实现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能够广泛、真实地体现人民利益，契合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同样，政党制度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以多党制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发轫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和实现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方政治体制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资产阶级已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政党制度也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根本利益、调和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内部矛盾的工具。近年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长期化的背景下，民众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妥协性和包容性下降，资产阶级政党代言民意、整合民意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西方政党制度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凸显，不但无法弥合社会分歧，反而加剧、固化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分化，民众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失望感日增，以政治冷漠的方式表达对制度的不满，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反传统、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力量，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深刻的民主危机。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斯泰特指出，西方政党制度的问题日益凸显，政党或政治运动正日渐远离民众，党派候选人也只能代表党内的多数力量，与其长期倡导的“代表性”背道而驰。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优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等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诞生之日起，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不变的人民情怀、宽阔的政治胸襟、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能力，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寻锚定向，确保了制度的人民性和代表性。而每一个民主党派，有着各自联系、相对稳定的群众基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确保了制度的广泛性和参与性。二者的结合，在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统筹兼顾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正如欧洲左翼党副主席莫拉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维护了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广泛利益，为世界左翼力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