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是在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最早在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展开。教师、教材、教法甚至最早的中国社会调查，几乎都是外来的。1922年步济时聘请6名美国人创办燕大社会学系，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倡导讲授中国的社会学。吴文藻加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担任起“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等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首先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加入中国的材料和研究内容，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在国外留学的深厚积累基础上，不断追踪国际学术最新发展，首先系统介绍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学派。从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到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社会学中国化》，都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吴文藻付出巨大心血所撰写的这些文章，为社会学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从《文化人类学》概念入手，依次撰文介绍《现代法国社会学》《吉丁斯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文化表格说明》《印度的社会与文化》等。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成果基础上寻找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实途径。

　　然后是引进来，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到燕京大学讲课。1932年69岁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走上了燕大课堂，一头白发的他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一下子让中国学生脑洞大开。费孝通1998年88岁高龄时决心在学术上重新补课，用的就是吴文藻遗赠的帕克的两本书作教材，花了两年时间写下长篇《补课札记——重温帕克社会学》，深情回忆帕克来华故事及其深远影响。吴文藻专门为燕大师生编辑的《帕克社会学论文集》作导言，系统介绍了帕克的学术成就及芝加哥学派，特别有感于帕克“成功不居，提拔青年，鼓励后进”。

　　1935年吴文藻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更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他专门增设“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先后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华讲授“比较社会学”和“社会研究”，吴文藻撰文介绍《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燕大社会学系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结构功能学派的中国研究中心。

　　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他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就是要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暂时未受影响，但吴文藻一家无法在北平继续亡国奴的生活。吴文藻受聘云南大学并建立起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同年又受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吴文藻离开后由费孝通主持工作，在社会学史上留下了著名的“魁阁精神”。

　　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参加了对西北边疆的实地考察。早在1933年他曾经到内蒙古调查，撰写了《蒙古包》一文。各民族团结抗战，让他更深刻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关系。他提出“边政学”这一概念，并撰写长文《边政学发凡》，指出：“所谓的边疆现代化，就是对于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