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矫枉过正是中国史学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深刻认识4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累积的问题，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促进中国史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拨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面临的上述问题，与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以偏治偏”“矫枉过正”倾向密切相关。“史料即史学”是为了纠“以论带史”之偏，“碎片化”是为了纠片面注重“宏大叙事”之偏。“以偏治偏”在特定情况下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如果矫枉过正又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政治与学术等重大关系，在一种健康的路向下将中国史学推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