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意欲何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而中国等国家发展依然强劲，特别是中美之间相对实力的消长，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一些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更不情愿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一个由列宁最早提出、本来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国家资本主义”，竟然成了某些人拿来解释和抨击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专属概念。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曾声称，“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挑战。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赢了国家与公司间的战争》一书中提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私人公司之间的一场战争。2012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刊发了一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随后还成为了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主题。“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在西方似乎已经转化为一个关乎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大挑战。当前美国发动的经贸战烈度空前，其理论和舆论基点，仍然没有脱离所谓“反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美国一些政要再次抛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话题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不同的是，“反国家资本主义”思潮在一些美国政要那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偏执理念，并力图转化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制造舆论。一方面，试图转移和掩盖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弊端的质疑，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将矛头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竭力歪曲、抹黑、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试图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迫使中国放弃被实践所证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终遏制中国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一些国家从来都实行双重标准：在需要国家支持以进行资本积累的时候，就大行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道；在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时，就要求他国无条件开放市场，强行推进自由贸易以从中渔利；当其竞争优势因后发国家的追赶慢慢消失时，又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利用自由贸易发挥本国垄断资本对后发国家的优势，竭力维护本国资本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遏制他国资本——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的竞争、冲击和赶超。这种经济逻辑以意识形态“正统”自居，把竞争对手的优势解读为意识形态“异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用“抽梯子”的说法，对这种伎俩进行了绝妙的比喻：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

　　总是有人企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谱系，或者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谱系。当年，中国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有些人就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中国搞市场经济好啊，可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呢，他们对这几个字总是感到不顺眼、不舒服。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越来越好的发展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比肩的时候，他们当中一些人宁肯坚持自己既有的陈旧话语体系将中国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成功。这就是他们抛出“国家资本主义”论调的实质和逻辑所在。

　　三、用经济霸权主义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来把市场经济看作自己的专属和专利，这在西方经济理论中也似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和商品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共通性，比如，都要求市场主体保持平等竞争关系、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本质上就是以市场经济的共性为基础的。现阶段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

　　同时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同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同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根本区别。把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的一般与市场经济的特殊混淆在一起，以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否定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进而认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市场经济错误的陈旧的认识。

　　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制度形式，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国有企业最早就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国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更是将大量企业国有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可见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程度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制度不同，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本质上被政府背后的少数大资本家控制，最终还是为他们攫取利润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分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等诸多重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做优做强做大，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保证，而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把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更是匪夷所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变的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节，包括制定市场规则、提供公共产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是资本的代言人，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因而，也就难以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节，以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服务于人民利益，因而，也就能够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控，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既不在于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在于要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要不要国有企业的存在，而在于是以资本为中心、为垄断资本服务，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一些人宣扬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国家干预经济是为私有制和资本利益服务的，那么，政府干预再多，都属于“自由市场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无论政府干预多少，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西方国家扶持本国企业打入国际市场，就属于“自由市场制度”，如果是新兴市场国家扶持本国企业，就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经济霸权主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