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政党理论体系构建的资源借鉴

　　放眼当今世界，中国的参政党确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与西方政党尤其是竞争性体制下的政党有明显差异。比如，中国参政党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是参加政权，但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它们都明确表示在政治上接受另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本党派的指导思想。因此，首先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来研究参政党。但另一方面，任何政党无论它们具有怎样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呈现怎样千差万别的组织形式，都不能不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事实上，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因此，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应该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参政党看参政党，将比较的方法和视野引入参政党的理论研究中。基于此，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既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也要有全球的理论视野，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建设中的优秀成果，当然要注意将它们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参政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笔者的理解，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资源是我们在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时可以予以借鉴和参照的：

　　（一）国外学界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成果

　　国外专门以中国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并不多，代表性成果有詹姆斯·D·西摩撰写的《中国的卫星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内部资料，1992）、菊池贵晴撰写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刘大孝，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金若杰编的《没有走的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党的奋斗》（Westview Press，1992）、冯兆基撰写的《寻求中国民主》（刘悦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乌姆巴赫撰写的《共产党影响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Chinas im Schatt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1955）等。《中国的卫星党》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重点对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和地位作用进行了研究。该书第八章“结束语”对中国民主党派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评价。应该说，作者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没有独特的利益”，也“不再追求政治权力”，是“一支忠诚的、非反对派的力量”。基于西方政党的评价标准，作者认为民主党派不是政党。另一方面，作者用西方政治学说中关于阶级合作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认为民主党派尽管“受到一定的控制”，但作为“一种容纳各方利益代表的体制”，它们也“试图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按照中国的标准，民主党派应被视为现代组织”。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世袭财产基础上的、互相拆台的旧式宗派团体，也不是政治活动不公开的秘密会社”，恰恰相反，“它们是由那些具有一般社会精神气质和政治目的，并具有共同（或至少相容）利益的人所组成的”。据此，作者认为：“中国即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也不能说是一个极权国家。”［20］《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强调了从第三势力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的革命历史”的必要性。作者认为，不应将中国近现代史简单地说成是中国国民党史或是中国共产党史。事实上，在国共两党对立抗争的过程中，有很多弱小的政党、社团也登上历史舞台，笔者认为还应从这个侧面看中国革命史，综合地、真实地再现革命史［21］。《没有走的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党的奋斗》是一部多人合作的文集，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民主党派及海外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分阶段专题研究［22］。《寻求中国民主》对1929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和中间政治势力进行了研究，强调“用三党鼎立的框架来替代两党并立的研究范式”。在这一点上，冯兆基和菊池贵睛的观点是一致的。冯兆基在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小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23］。乌姆巴赫《共产党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党派形成的历史背景、纲领目标、政治职能、利益所在及自我认定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并试图弄清中国民主党派究竟会怎么样，能不能独立生存，能不能成为共产党之外的执政要素，能不能填补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该书认为，尽管民主党派是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其创立绝不是为了服务于共产党的目标，而是为了联手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或者说这种合作是基于自身目标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目标的同一性［24］。

　　此外，国外一些研究中共统一战线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文献中也会有一些相关论述。例如，范力沛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肖存良，译，内部交流，2015）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共统一战线发展史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范力沛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政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这些小党派从来没有大量积极分子或实际权力。但是他们以某种方式代表、代言或影响了几乎所有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小党派也涉及派系政治，因此也拉住了国民党内的不满人员。基于这些原因，各种小党派拥有了远远超过他们实际人数的共同重要性。”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一定解释力的。针对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作用，他指出：“如果不存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中共接触这些特定群体或阶层将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25］再如，斯捷潘诺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俄罗斯第一部论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研究性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民主党派的形成史及社会发展基础时，发现这些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反对党。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并在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结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作者在详尽研究了多党合作的基本形式后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影响及领导地位无可争议。人民政协的活动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完成。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存在于制度框架之中，理应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作者还指出：“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中，中共一党垄断地位不容争议，惟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允许它们反映各阶层的方方面面意见。”［26］

　　尽管由于文化背景、学术立场、资料获取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学者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研究，而对中国民主党派实际运行情况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情况研究较少，并且由于往往以西方政党标准来衡量，研究中对民主党派存有这样那样的偏见性认识；但客观来看，他们的研究为中国学者研究民主党派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其中一些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到了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长期关注，并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萧超然、晓韦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吴美华的《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李金河的《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王小鸿的《多党合作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林尚立等撰著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李燕奇的《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关系形成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袁廷华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肖存良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周淑真的《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钟德涛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等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广泛涉及中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形成、特点、结构、机制、功能，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的贡献，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等内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中国参政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知识和理论分析视角。

　　（三）中外政党学研究成果

　　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当今世界，政党几乎无处不在。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学便是研究政党政治这种客观现象的科学［27］。

　　政党诞生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研究给予了足够重视，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1902；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4）、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政党》（1911；1st Eng.edit,New York ：Free Press,1915）、谢茨施耐德的《政党政府》（1st Eng.edit,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42）、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党》（1st Edit,London:Methuen,1951）、约瑟夫·拉帕隆巴拉和迈伦·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主编的《政党体制与选民联盟》（New York:Free Press,1967）、乔范尼·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制度》（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利昂·爱泼斯坦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NJ:Transaction Books,1980）、克劳斯·冯·贝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Aldershot:Gower,1985）、彼特·梅尔主编的《西欧政党制度》（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马丁·瓦滕伯格的《美国政党的衰落》（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让·布隆戴尔和毛里奇奥·科塔主编的《政党与政府》（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1996）和《政党政府的性质》（Basingstoke, Hampshire:Palgrave,2000）、罗塞尔·达尔顿和马丁·瓦滕伯格主编的《没有拥护者的政党》（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理查德·卡茨和威廉·克罗蒂主编的《政党政治手册》（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6）等。

　　在我国，学者对政党的关注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展开而出现的。辛亥革命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关国外政党政治情况和政党理论的译著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自己写的一些著作陆续出版[19]。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学者在重点研究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同时，通过翻译国外的一些相关著作，对西方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实践进行了知识性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世界越来越深入、全面的交往和交流，我国政党问题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注重把各类政党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中发现政党活动中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29］。近年来，《政党论》（王长江，人民出版社，2009）、《政党政治学》（周淑真，人民出版社，2011）、《政党政治论》（王韶兴，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政党学概论》（余科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等著作的出版，使“政党学”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中外政党学研究成果所构建的知识谱系来看，大致包含了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发生学。主要研究：何为政党，政党如何产生；政党到底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整体；政党究竟是冲突的力量，还是整合的工具。二是政党历史学。主要研究政党的演变，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形象等方面。三是政党组织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成员、组织、目标、活动、经费、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等），政党自身建设（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政党形象塑造；党内民主；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等）等问题。四是政党文化学。主要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党章、党纲；党徽、党旗、党歌，党刊党报，党员纪律，党内民主生活等。五是政党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党如何推动国家政治的运行，具体包括政党的功能、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代议机关、政党与行政机关、政党与司法机关、政党与军队）、政党与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党制度等。六是政党社会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与阶级关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政党与政治沟通，政党与媒体，政党间关系（党际关系）等。七是政党类型学。主要研究政党的分类标准及分类体系。八是政党比较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比较。九是政党发展学。主要研究政党发展的环境、动力与前景等问题。这样一个知识谱系为我们构建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研究成果

　　从各国政党发展史来看，处于不同政治力量环境影响之中的政党行为大相径庭。这说明在同一社会生态下，政治力量之间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政党这个政治事物通常具有更多方面的同一性的特征［30］。我国民主党派与中共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在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双方结下了亲密友党长期合作的不解之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共是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党，不仅一直坚持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建设的方针，而且运用自身的成功经验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和履职不断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因此，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比，我国政党政治格局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这种特定关系，使民主党派建设与中共的建设之间拥有更多共性的东西，相互之间借鉴的可能性更大。由于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特殊地位，执政党建设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以作为参政党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