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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18-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统一战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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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主要特色、基本功能、发展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概括为“四论”:生成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优势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和基本功能,发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关联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若干理论和现实因素的相互关系。加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应系统开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研究,积极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有效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周云莲,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术界也加大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学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主要特色、基本功能和发展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周淑真于2013年出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刘红凛于2013年出版的《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熊必军于2013年出版的《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林尚立于2015年出版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钟德涛于2015年出版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李燕奇于201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新发展研究》,王远启于2015年出版的《政治发展视阈下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等。论文方面,从2012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中国知网收录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论文120余篇。这些成果开拓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思路,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现有成果存在一定不足: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不相匹配,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紧迫需求不相适应,学理性和系统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从生成论、价值论、发展论和关联论等四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一、生成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

  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首要议题。本项研究主要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产生、其生成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该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这些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源泉。中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基本国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刘诚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民主理论及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李燕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2] 。蒋锐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张荣臣进一步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蜕变过程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教训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苏联的政党制度[4]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土壤和传统文化。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明,不同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土壤中孕育出来,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传统文化。因此,学者们着重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李伟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段玉柳系统梳理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优良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包含的和合文化、中庸思想、民本思想存在的联系,并指出传统文化能够塑造政党制度的民族特色,为政党制度设计提供智慧,树立政党制度的文化自信[6]。刘诚、华清君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支撑不仅来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受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则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7]。另外,还有学者从文化差异性出发,将中国和外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对比研究。胡婷婷将中苏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党制度不可忽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回顾中苏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渊源,能更好地理解中苏政党制度的差异[8]。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主要从 “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 “内部”维度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舒文从历史性维度概述了清朝末年至1948年间,中国尝试西方政党制度失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介于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经过短暂合作后又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的中间势力到1948年之后最终选择同中共合作[9]。肖存良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军事力量与社会力量双重复合的结果。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军事力量多次干预政党制度的塑造。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力量嵌入到政党制度之中,并基于民主党派的社会力量而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协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0]。

  2.从 “外部”维度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有学者将社会成本论中的成本概念引入政党制度研究,尝试运用制度效能和制度成本的新框架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祝灵君认为,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并有效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制度效能上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并能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政党,因而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制度[11]。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本低、效率高,具有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熊必军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率,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12]。

  学者们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的研究各有侧重,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有效融合与运用,吸收了多党合作文化蕴含的包容的价值意蕴。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学术界普遍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具体基于马克思主义哪一部分的理论,学者们见仁见智。由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中国土壤,多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依据层面,学者们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阐明其历史必然性。同时,有学者尝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证。总之,学者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性维度、文化性维度、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突出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周云莲     责任编辑:吴桂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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