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除了应付家用外，每月还有两大支出：一是买药。虽说国家有保健制度，有些较贵的药还得自己掏腰包。二是买书。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又爱书，不得不买。自从物价飞涨以来，两者颇受限制，生病而无力买药，做研究工作而无力买书。都是人间苦事。幸而这几年来，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有些药可以不吃；书呢，旧书越来越少，等于没有，新书自然买一些，只是鉴别为难。

　　比如以莎士比亚为例，有人研究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译了一部莎翁剧本或者写出一篇关于莎翁的论文，比之你译第一幕第三幕，他译第二幕第四幕，我译第五幕并写后记，或者从外国学者著作里东抄几句，西摘一段，敷衍成文，同样出书，同样定价，同样皇皇地登在国内第一流刊物上，我，还有许多读者，究竟应该买哪一部书，读哪一篇论文呢？

　　无法比较，难以鉴别，心里不免踌躇起来。我的办法是：不买。就和生病买药相似，因此书也少买。这样一来，反倒减少一点生病无力买药、研究无力买书的痛苦了，失中有得。

　　提起书，几乎可以说是和我的生命纠结在一起的。我在《书城八记》的第一记《买书》里说：“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说的确是实情。不过我要来个声明，这里所谓“有目的”，指的是别人卖出，我偏买进，有点存心对着干的意思。至于一般买书，却要比1942年再早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在1927年前后。

　　我是十三岁那年（1926年）到上海的，进中学后，因为爱哼几句旧体诗，学着作，那时虽然已经接触过白话诗，并未大量阅读，仍然十分佩服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子谷等，也喜欢那个十七岁便为国殉难的夏完淳，他被执后在舟中所作吊老师陈卧子的《细林野哭诗》，我通篇都能背诵。因此寻访的也是《南社丛刻》《国粹丛书》等近似现在所谓丛刊一类的旧书，整套的不易觅得，有了也买不起。当时上海卖旧书的地方除汉口路、福州路外，还有两处：城隍庙和老西门。这两处离我居住的地方较远，不过书价便宜，尤其是城隍庙。护龙桥附近有许多书摊，零本残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寻找，总不会毫无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我便常常到那儿访书去。

　　如果时间只容许去一处，我选择的是城隍庙。从天主堂街往南，进新北门，不远便是小世界，这是城隍庙的北口。沿着小世界间壁那条街道再往南走，街上颇有几家卖花粉（现在叫化妆品）的商店，好像上海有名的昼锦里一样。经过“鸟市”，附近有三家书店：菊龄、葆光和饱墨斋，菊舲卖的主要是西文旧书，葆光虽然是城隍庙最早的旧书店，但因经营不善，后来什么都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家文具店了。我去得较多的是饱墨斋，这里常有“五四”以来的期刊和早已绝版的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