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八毛钱买到过《莽原》第一卷合订本，书是所有者自己装订的，牛皮纸包背，分成两册，装得很差；饱墨斋主人还有个脾气，大概是为广告吧，他喜欢在书的封面上盖个青莲色铅字长方印，文曰：“上海城隍庙饱墨斋经售图书”，章虽不大，却是难看。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遇上机会，不惜多花些钱，换回两卷单本《莽原》。第二卷封面和第一卷有别，但仍出司徒乔手笔，每期画面虽同，颜色备异，道林纸毛边精印，朴素大方，风格独具。偶有余暇，晴窗展读，一编在手，真个是使人心旷神怡，祛病延年。不过这是后话。我那时却还在钻故纸堆，并且把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诸先贤作为唯一的师承，所以我的兴趣不在饱墨斋，而是在护龙桥一带。

　　苏州有条护（苏州人读如“蘑”）龙街，沿街都是书肆和裱画店，上海城隍庙的护龙桥多的却是用报纸铺着的地摊，或者将门板搁起来的板摊，上面放着各种各样出售的图书，从南首桥脚拾级而上，直达桥面，然后又拾级往下稍稍拐左，路两边都是书摊。我在这里买到不少零本的“南社丛刻”、“国粹丛书”本的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张苍水的《奇零草》、谢皋羽的《晞发集》、夏完淳的《续幸存录》《石达开诗文钞》以及清末印行的《太平天国战史》《大彼得遗嘱》《郑成功》《胡雪岩》《自由血》《瓜分惨祸预言记》《迦因小传》《俄国情史》《浙东三烈士集》等等。在1942 年大批购书之前，十五年中，我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以后又从饱墨斋、老西门、爱文义路卡德路（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一带零星购了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但这些书却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对文化界前辈的尊敬和理解；我并不懊悔漏购了许多当时唾手可得、价格便宜的好书。从城隍庙、老西门一直到卡德路，我常常遇见一位身穿长袍、腋下挟着几本旧书的中年人，在摊旁留连，有时干脆蹲在破纸堆边，耐心地一本一本挑检。记得有一次，在我翻过的旧书中间，他居然挑出一本《二十世纪大舞台》来，这杂志一共只出两期，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力。直到1934年1月的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他，经主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写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钱杏邨先生。由于爱好相同，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隔不多久，我又和钱先生在旧书店里见面，这回算是熟人了，谈得更多，更起劲。我因为有事，先走一步，他马上尾随出来，把我拉在一边，低声地说：“我姓张，叫张若英，书店里都称我张先生，你就叫我阿英先生。”

　　我又知道他就是在《自由谈》和当时许多刊物上写稿的阿英先生。

　　以后我们常有往来，直到他离开上海。他收藏清末材料极为丰富，我却偏于“五四”以后，各有重点，互不相涉。我在上海成都路一个书摊上见到他《洪宣娇》剧本手稿，摊主居为奇货，几经商量，终于出重金买了下来，到北京后送给他；他也为我找过光绪年间单印线装本的王国维《静安文集》，这本书有篇王国维的《自序》，谈到他写《红楼梦评论》曾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及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里开始对叔本华学说表示怀疑，极为重要。我调北京后，最初住处离他的棉花胡同寓所不远，有一个时期，中国书店设在国子监，我们相约到那边会面，一同看书。“十年动乱”他的书遭到浩劫，虽然后来发还一部分，大概不到十分之五吧，其余的没有还，但可能尚在人间；我的损失没有他的大，不过损失就是损失，根据调查，我的书早已化为纸浆或灰烬，永远不再回到我的书架上来了。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