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已有数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而在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的新时期。正如一些国际有识之士指出的，中方面对美国的恣意妄为，已不屑于实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而是着力通过释放自身潜力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重建了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商业文明的研究者，在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后，我也经常问自己，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靠自身的努力奋斗出来的，还是像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的，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员工素质、经济增长方式都有切身了解。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73%的美国企业2017年在华实现赢利，74%的企业计划于2018年扩大在华投资，受访企业几乎都认为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62%的受访企业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沟通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跨国公司会如此一致和踊跃地投资中国，并获得丰厚收益吗？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性套利”，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的奋斗与创造的史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是什么“歧路”，而是市场经济的正道、康庄大道。中国的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

　　我采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从创一代企业家到分享了股权的创业合伙人以及二代接力者，九个代际的创业者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打拼。中国的市场主体从1978年的49万个到目前的1亿多，每天还有1.81万家企业诞生，虽然也有生生死死，成功并不容易，但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者最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红利。

　　中国是从高度统一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经济立法等软件方面，以及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政府之手总体上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营造了适合发展的稳定和亲商的环境，这是客观事实。当然，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角度看，政府应当从招商引资、创造政策洼地的前台，转变为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环境和服务为主旨。

　　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是什么？

　　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已经有120家，距离美国只差6家。而1995年这一榜单设立时，中国只有三家企业，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各一家（台湾电力和香港怡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进而开始走向全球。那么中国竞争力的来源究竟又是什么呢？是“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中国企业通过管理和创新，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国际化，这一切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奇迹。今天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就是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成熟完善的分工配套，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最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2015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15%至20%的成本优势。”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够迅猛发展，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所赐。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而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的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前段时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以帮助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决定是否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听证会首日，61个发言人被分成8组，涵盖箱包、服装、食品加工到半导体、自行车、化工等多个产业，但赞同加税者只有3位。一家自行车厂举出的证词是，目前美国进口的1800万辆自行车中，94%来自中国，进口的3亿件自行车配件中，60%来自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更换供应商的情况下，加征关税的板子将结结实实打在美国消费者和厂商身上。美国饰品协会总裁吉伯森在证词中说，在生产饰品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替或者和中国竞争。她说，“举个例子，过去3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寻找皮包用的皮革和小饰品生产的供货商，以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之外的‘可替代来源’，但最终结论是，印度没有这样的资源、培训成熟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无能力达成中国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规模，特别是要考虑同等质量、价格的时候。美国本土更生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