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创新？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获益良多。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在技术、管理、人才、供应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因此可以快速学习、消化吸收，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良和创新。很多制造业领域比如冰箱、空调、洗衣机，发达国家几乎都退出了生产环节，也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主要靠品牌，在这些领域技术创新的驱动者基本都是中国公司。在互联网行业，从支付宝到微信，这样的超级应用都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用户环境创造出来的。而且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都在“山寨”中国的产品，比如印尼的电商平台Tokopedia自称“印尼版的淘宝”，Snapdeal被称为“印度的阿里巴巴”。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美国开国初期为了获得英国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学家多伦·本―安塔尔在《商业秘密》中曾说：“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最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他是英国人，21岁时在家乡英格兰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斯莱特在阿克莱特创立的工厂当工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纺纱机，是现代工厂体系的创建者之一。英国当时对纺织技术严密封锁，谁要把纺织机器和技术弄出去就要坐牢，同时禁止纺织工人移民。斯莱特全靠脑子记下了阿克莱特的发明，1789年9月脱身赶到伦敦，伪装成农夫，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船前往美国。到纽约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商人布朗，希望得到支持。当时布朗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件，加上斯莱特的加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起美国第一家水利棉纺厂。

　　美国立国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杰汉之争”，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发展农业，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并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作为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呼吁，对于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要进行奖励。当时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很早就有《专利法》，保护专利权，但反讽的是，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

　　举出这些例子是要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以今天已经成为共识的软件专利权为例，比尔·盖茨最早雇人开发ALTAIR BASIC程序时，大多数使用者也是随便拷贝的。所以他在1976年写了著名的《给电脑爱好者的一封信》，提出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由此开启了软件专利的新时代。

　　中国理所当然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否则转型升级没有希望。我们必须从法治、政策、执行等方方面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国际规则，提升合规水平。但如彭斯在演讲中称：“为了控制21世纪的经济制高点，北京指示其官僚及企业以任何必要手段来获取作为我们经济领导力基础的美国知识产权。北京现在要求许多美国企业交出商业机密作为其在中国经营的代价，并协调和资助收购美国公司以获得其创新所有权。”这种肆意指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美国很多指责都是在找“替罪羊”过程中的借口，而且不乏以偏概全。我们仔细听，认真反观自己，有则改之，但完全不必自我损抑。

　　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不是坏事；中国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元器件的缺失，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都促使我们清醒。贸易争端是一场冷水浴，让我们不要浮躁，骄妄，有助于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超越自己。但是，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的，我们应当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应当有自信心和自尊心。

　　中国有一家生产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多年前，公司派了第一个业务员到洛杉矶去开拓美国市场，她带了300美元，还有一包各式各样的电池。由于英语不过关，就把一些标准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然后拿着一本《黄页》，从A开始，从第一个公司名字打电话，推销产品，当她把电话打到Z的时候，英语已经很流畅了，产品也找到了很多买家。两年前我参观了他们在加州兰卡斯特市建立的工厂，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得到了就业机会。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在和平年代闯世界，水迢迢路长长，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易。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托举起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