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背过身影的100多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数百项凝聚着人类智慧的伟大发明，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美国《科学世界》杂志曾评选出改变二十世纪的十大发明，电视与拉链、集成电路、飞机、飞艇、水中呼吸器、石膏硼带、尼龙、火箭、电冰箱一起并列其中。

　　电视机，对于二十世纪的世界而言，就像一只魔棒，它将大大的地球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但对于1978年后的中国，电视却更像一扇窗户，它让“站起来了”近三十年的中华儿女第一次真切地看清楚世界的颜色与窗外的风景。

　　1978年深秋，童年的我就有幸参与购买过一台电视机，这种经历在同龄人当中，算得上凤毛麟角了吧。为了体现本文的冷静，之后的传述我愿意选择使用第三人称。

　　那时候，瑞倩八岁，是县城边上一所村办小学的二年级学生。当时，他最佩服单位大院里住的南伯伯。佩服的原因不是因为南伯伯是这里的一把手，而是因为叔叔阿姨背后称他的时候，都只用一个“南”字，很直接，很明了，真干练。而且，瑞倩还见过一张南伯伯青年时期的军装照，这才知道慈眉善目，长得有点像会议室里张贴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南伯伯居然参加过“抗美援朝”！

　　那时候工厂是最火的。班上工厂的孩子平日里“我厂”长“我厂”短地挂在嘴边，真的让瑞倩艳羡至极，而瑞倩住在土产日杂公司的大院，用这样的句式该怎样去叫嘛！偶尔浑水摸鱼，小声说一半句“我厂”，哪知道那帮坏小子一点情面不讲，立时就会指正，让瑞倩蒙混不得。而且那些工厂娃娃用的公家稿纸，都是又白又挺呱，好的不得了呢。最要命的是，要想看电视，必须得搬着小板凳，去人家厂里的餐厅看。为了让这些孩子帮忙抢占有利的位置，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瑞倩都不得不学着委曲求全，甚至是忍辱负重。这可能也就是成年之后的瑞倩不见棱角缺乏个性的主因之一吧。

　　所以，南伯伯伟大，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拍板决定给公司购买一台电视机，客观上帮助一个孩子找回了一点点的自尊；南伯伯崇高，其崇高的品质，就体现在他那时候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公司大院住的唯一有大学学历的瑞倩父亲参与这趟公差。

　　电视机系在县里插队的一个天津知青托家人帮助批条子搞到的，提货地点在天津。当时还没有直达天津的列车，所以必须经由北京转车。

　　妈妈带着瑞倩先坐客车，然后从风陵渡转火车到太原，与先期赴省城公干的父亲会合。这是瑞倩第一次出远门，妈妈从不多的几件衣服中挑了最洋气的一件土黄色条绒上衣给瑞倩换上，临出发前又狠狠心，从七一商店给儿子买了一双宽口的胶鞋。那顶棕色的鸭舌帽已出了商店门，又返身回去才交的钱。毕竟是要去首都，穷家富路，大人收拾周整些就行了，孩子却是要不遗余力地打扮得帅一点。

　　省城太原没给八岁的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到的时候是晚上，再挤火车是清晨，更何况，瑞倩的心思早飞到天安门了。

　　火车上人挤人，是瑞倩从来没见过的情形。而且，车厢里充斥着的样样数数的方言，都让瑞倩惊奇，甚至有点自卑。对面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拖儿带女的，说是死了男人的，进京找中央领导上访去。这一家人衣装很旧，而且很脏，却撇着知青才会说的洋腔。这让鞋帽光鲜的瑞倩不但不敢小看人家，反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若干年之后瑞倩才明白，当年征服他幼小心灵的那个玩意儿，学名其实叫作气质。

　　在1978年的北京，父母带瑞倩逗留了两三天，没舍得住旅社，寄居在月坛一带一个亲戚家中。小县城的人往往都很识趣，虽然是亲戚，也尽量不打扰人家正常的生活，所以父母总会在瑞倩睡眼惺忪还没睡够的时候叫醒他，早早出门，很晚回来，为的是避开主人家吃饭的时间。尽管父母十分小心，也屡有叮嘱，但其中一天的早餐，瑞倩还是没能抵挡住京城小笼包的诱惑，连吃了八九个，却仍然没有停止的意思。妈妈急得用脚在桌子下提示，瑞倩没能领会妈妈意图，反而问妈妈为什么踢他。

　　色彩单调的北京还是给了瑞倩人生的许多个第一：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见到儿童牙刷；第一次喝啤酒等等。

　　忘记是在颐和园还是北海公园，也记不得是两角还是三角钱，好多人都挤在一个售货亭子买着什么。父亲挤了进去，不一会儿回来，手里掂着一只开了盖的酒瓶，显得很兴奋。但一口下去，便表情狰狞，不再喝第二口；瑞倩小心地试着抿了一下，当即就吐。母亲一看阵式，尝一口的勇气都没有了。三个人带着这瓶啤酒，转了一圈回来，不敢喝，又舍不得倒。要离开公园了，一角钱的啤酒瓶押金还是要退的。妈妈说，就这么去退肯定被笑话，便趁众人不注意，将啤酒倒进一个稍远点的树坑。

　　到了天津，一家人在废墟瓦砾间走走停停，四下打听，总算找到那个知青家搭建的防震棚。电视机就放在防震床的顶层。父母提着旅行包，抬着电视机，四处寻找住处，瑞倩泛着小腿紧跟在后，一步也不敢落下，脚磨得生疼也顾不上撒娇了。快天黑时，才算找到了一个价格能接受的住处。这里白天是澡堂，晚上是旅社，睡床其实就是长一点、宽一点的靠背椅子。电视机跟着父亲睡在男宾室；瑞倩则跟着妈妈混在女宾室。

　　次日返回北京，不再出车站，父亲忙着去买票，母亲抓紧去附近商场给留在家的另两个儿子，还有娘家侄子、同事孩子买些好吃的东西。瑞倩一个人被留在候车室照看行李和电视机。此后许多年，妈妈一提起那次安排都显得有点后怕：好天神哩，那时候咋就那样耍了个胆大，让坏人连娃带电视都给弄跑了可咋办先？  

　　返程困难要大的多。电视机得托运，而且火车经过风陵渡这等小站并不停车，须在永济站提前下车，而且到站还在半夜。好在父亲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就在当地铁路上班。一家人下了火车，从托运处提出电视机，深一脚浅一脚找到他，在他的宿舍苦撑到天亮，才倒了另一趟火车回到风陵渡，再坐公共汽车返回县城。那时候人们好像都没有让人接站的习惯，所以电视机硬是瑞倩父母从汽车站抬回到公司大院的。一进大院，发现早的站在院里喊叫了一嗓子，全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搭手的搭手，问候的问候。几个叔叔更是积极，有人从会计上预支了钱先到交电门市部买天线，在家的没等天线回来，就已接好了撑天线的木杆和支架。

　　接近傍晚七时，估计有了电视转播信号，公司里公认的几位能人就开始共同调台了。你别说，这几个能人平日里各自为战，基本上尿不到一个壶内，但在这件事上，却都表现出少有的高风亮节来，完成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配合。

　　“再转一点！”会议室里主调的能人一喊，然后声音便像排队列一样，一个接一个迅速传递给屋顶的能人，屋顶的能人就很听话地转一点。

　　“过了，过了，再转回来一点！”屋里的能人又喊。人们就又像传递什么东西一样，把声音再传到屋顶。屋顶的能人就又耐心地将天线的方向再往回拨一拨。

　　因为有风的原故，这种上屋顶转天线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直到在单位打铁的老朱技术革新，设计了一种即抗风又便于调整角度的铁质天线架，这几个能人才被解放出来。为此，几个能人还专门请老朱喝了一次酒。当然，从此之后，祖籍河南的铁匠老朱也正式步入公司的能人行列。

　　美好的时光往往就那么短暂。这台同样融入瑞倩辛苦的匈牙利产20英寸黑白电视机在三两年之后的某一天早晨，从公司会议室的电视柜里不翼而飞了。这一重大新闻迅速传遍了整个县城，成了当年县城人最热议的话题。公安局的人，甚至调来了警犬，案子最终还是一桩无头悬案不了了之。因为侦破电影看了不少，瑞倩起初对公安局还是充满信心的，但结果却无意中伤害了这个少年。八九百元的案值，相当于一个双职工家庭不吃不喝两年的收入；那么大的物件，他们一家人光明正大抬都抬得气喘吁吁，怎么就能说没就没了呢？

　　丢电视机的事吵了一半年，最终还是归于沉寂了。公司显然接受了教训。随后从县城五交化买的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被安置在职工老杨的宿舍里朝窗户摆放，窗框下边本该固定的部分被做成能够开启合上的窗扇。每到晚上，大家就自备坐具，围在老杨窗户前。如此数年，虽历蚊虫叮咬，又抗寒风凛冽，众人皆习以为常，从无叫苦。

　　不得不承认，曾经被多少人视为神圣而顶礼膜拜的电视机早已暗淡了光环，沦为最稀松平常的家用电器，只要不出故障，基本上没有谁会提及，就算偶有说道，也通常讲的新闻热点或者电视剧情，根本不涉及设备本身。这种感觉多多少少有点像退下来的领导干部。

　　退下来的老干部何其落寞，那是一种盛极而衰的寂寥，是一种更迭轮转之后的孤独；走下圣坛的电视机，或许会有点失意，但却觉不出“芯痛”，因为它只是放弃了可有可无的虚荣，却换回来整个家族的繁荣昌盛与人丁兴旺。

　　四十年间，电视机先是脱离开单位会议室的专属，被人们小心地摆进家中那只量身定制的木柜，之后，人们用美丽的绒布套替代了笨重的电视柜，再后来，绒布套又瘦身成了一块轻巧的台布。如今，当各种概念的液晶平板网络电视机，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标配，电视机哪里还再有那么多情节跌宕的故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