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一口号”的价值与内涵之于当代的启示

　　“五一口号”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在于奠基构建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优势而独特，经风雨而弥坚，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重要的坚实基础，成为坚固的基石。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经过70年的实践，这种政党制度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团结和谐方面具有明显的独特优越性。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蕴含的理论，是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魂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共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政治认同的重要体现和实际步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其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这种合作是长期合作，伴随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全过程，而不是权宜之计；是稳定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宪法保障，而不会因领导人认识的改变而改变；是全面合作，既有政治上合作，还有政权中合作，而不是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这也是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合作格局，铸就的基石是“五一口号”。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个规定性：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形成两个格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实现了从利益纷争向利益整合、从政党恶斗向团结合作、从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三个深刻变革。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长期共存、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超越了传统政党的竞争共存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理念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促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口号、行动口号。重温“五一口号”，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的初心，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进一步理解中国何以能够突破普遍的“政党竞争”制度模式，让地位独立、政见各异的不同政党走向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实践证明多党制、一党制、两党制这些政党制度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带领中华民族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独特的革命历史与经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舞台中央。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不广泛联合其他阶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主导下，中共积极寻求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争取最广泛的政治力量的理解与支持。这种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不同政党在“民主建国”的政治理念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形成不断壮大的同盟军，逐步主导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五一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理念。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要接受工人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民主党派在革命实践中超越了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将对民主的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成功交汇，自觉地凝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群起响应、挚诚拥护，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政治道路，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肇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提新型政党制度并作深刻阐释，为推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标志着这一制度臻于成熟，走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人民奋斗的先锋集团”，充分体现和证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独创性和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