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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和刻书

发布时间:2018-11-12  来源:摘自《书话文丛·书香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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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文里对藏书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敬,这还只是从他们和书籍的关系着眼,使人吃惊的是:在政治品质上,钱牧斋已经是大家熟知的民族败类,其实明末清初,有不少大藏书家都是易代之间的贰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时期是这样。早于此时,例如宋初越州刺史江元叔,少年削发为僧,卖身投靠,以“小长老”身份入宫媚侍李煜,后来却和樊若水共谋,一同断送了南唐的天下,这个刁钻汉是个藏书家。后于此的,例如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颟顸而又好作大言,临阵之际,迷信乩语,终至被掳去国,在途中天天为英军作画,却还自称什么“海上苏武”,这个软骨虫也是个藏书家。写过《书林清话》的叶德辉,平生反对维新,反对辛亥革命,最后又反对1927年的农民运动,终于受到了镇压。晚年专门为人编藏书目录,自己写了《艺风藏书记》的缪荃孙,当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到处活动,演出过上表劝进的丑剧。为什么藏书家里处处都是这样的人呢?莫非书读得太多,反而使脑瓜糊涂起来了吗?不是的。

  原来这些人虽然自说典衣卖屋,甚至啼饥号寒,在旧社会里,有力量藏书的,只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个立场就很足以说明他们中间某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了。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收藏的愈多,对学术界也便愈没有好处。《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这恐怕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清两代藏书家虽多,大部不肯轻易示人: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一律铃有“借书不孝”的印记;朱彝尊因为要借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乃至施展阴谋,用盛筵将遵王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贿其侍史,悄悄窃出,约书吏数十人费半夜工夫抄成。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至于像曹秋岳的《流通古书约》,丁菡生的《古欢社约》,虽然有人大加吹嘘,主张“取以为法”,其实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和读书界并无关系,不能与李公择相提并论。

  《古欢社约》和《流通古书约》字数不多,曾收入缪刻《藕香零拾》,现在还很容易看到。《古欢社约》主张各就有无,“互相质证”,但它只是丁、黄两家的私约,仅仅通行于丁菡生和黄俞邰之间,条文规定不欢迎第三者参加:“恐涉应酬,兼妨检阅。”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流通古书约》的应用范围似乎大一点,“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它主张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说明即使在敌体之间,也仍然连原书都不让一见。要质证,要流通,而又限制重重,活活地画出了订约者的用心和气度。古人说:“借书一瓻,还书一瓶。”借得好书,酬以美酒,正合苏养直“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瓻”的意思。但到了后代藏书家的嘴里,却成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面主张不借,另一面又主张借了不还,所谓“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了。这是私有制度下独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害怕名声太坏,于是别出心裁,互相标榜,“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目的在于做到不借而借,借而不借,方自以为得计。

作者:唐弢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