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正是这样的产物，字里行间，处处跳动着藏书家的脉搏，在昭告其患得患失的心情。然而这是不足为训的。每当读着它们的时候，我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仿佛看到了什么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样。记得梁启超死时，遗嘱将藏书五万册移交北京图书馆，于1929年办理手续，曾经轰动一时。现在试读双方互换的信件，却原来并非捐送，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寄存，在当时已被誉为创举，这以前的情况便可想而知。至于说效法梁氏，固然继起有人，但要成为整个社会风气：公家能够认真地处理书籍，私人能够放心地将书籍交出去，让自己心爱的东西有个妥善的归宿，的的确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

　　由此看来，如果说旧时藏书家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在于借书存书，而是长期以来颇为风行的刻书。因为刻书无损于己，有益于人，藏书家皆优为之。曾经刻过《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来由藏书家翻刻的古书不少，便是个人刻的也不止一种两种，因此多数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张之洞在《劝刻书说》里，表扬了鲍、黄、伍、钱四家，指的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式古居汇钞》和《指海》等，这些都是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丛书。此外如杨氏《海源阁丛书》、潘氏《滂喜斋丛书》、黎氏《古逸丛书》，虽然数量上不及前者，但在书林颇负盛名，翻一翻近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

　　在私人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虞山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刻过《十三经》《十七史》，刻过《津逮秘书》、唐宋元人集和别的一些未曾梓行的珍本。当时远至云南，也有人遣使携款，到常熟购书。几百年来，毛刻风行天下，其中如《说文解字》《宋六十家词》《四唐人集》《八唐人集》等，很受学者称道。毛子晋是明末常熟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书方法极为别致，在大门前挂个榜，写道：“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末两句，在穷读书人看来，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不过商贾是欢迎的，一时南北书舶，群集迎春门外七星桥下，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毛家为了翻刻古书，设有印书作坊，雇刻工二十人；印书用纸向江西定制，分厚薄两种，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毛太纸”，说明了至今尚在沿用的这些名称的由来。但是汲古阁的下场却很惨。相传毛子晋有个孙子，讲究茶道，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叶，虞山玉蟹泉泉水，一时没有适当的木柴，这位孙少爷看着《四唐人集》的雕板，叹息说：“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于是每天劈一些，烧一些，所谓“家近湖山拥百城”的汲古阁，不久就断送在这位“风雅”子孙的手里，烟消云歇。

　　别的书板也随着流散。其结果，不过是使后人枉费心机，大做其《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而已。

　　毛氏汲古阁抄本，特别是他的影宋本，一向受藏书家重视。

　　至于刻本，只算作瑕瑜互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以所藏的善本作底本，刻书的时候，又未能亲自校勘，细加厘订，而只是雇人代劳，以致舛误极多。段玉裁、孙从添、黄丕烈都曾对此表示不满。《书林清话》甚至说他流传谬种，贻误后人，断定其功不掩过，不能于校雠家中占一席地。汲古阁的受到这些责备，于理是允当的，但同是这个《书林清话》的作者，对于另一部也是错误百出的丛书——《楝亭十二种》，却又曲予庇谅，这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