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侵略者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周建人立即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六项要求。12月，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一党专政》等文，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这一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周建人被介绍到开明书店工作。他的学生章锡琛当时在开明书店任经理，老板徐伯昕是进步文化人士，也欢迎他来开明书店任职。这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分别发表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创刊号和重庆《新华日报》上。这些文章，不仅表达了对鲁迅及其精神的独特见解，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政局、文艺界队伍建设、改造国民精神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建设根本问题的认识。他在《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中，称赞鲁迅“名利思想非常淡泊”、“喜欢替人家做事，帮别人的忙，并不希望酬报”，而他“自奉却很薄，吃得很差……衣服穿得更坏……棉袍的开叉上与裤子的膝前打着补丁”。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与欢乐。日本投降后不久，蒋介石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迅速抢占日寇在中国所占的地盘，接收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积极准备内战；他们把浴血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解放区军民看成眼中钉。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惟命是从，出卖“内河航行权”等一系列国家主权；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则加紧镇压和迫害，疯狂取缔爱国民主运动，并公布了所谓“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企图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法西斯统治的牢笼，把人民大众再次投入黑暗的深渊。

　　在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决战的关键时刻，周建人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为了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他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主解放的爱国运动中。他为此写文章，上街游行，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他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继续从事进步文化事业。他和文化教育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经常在进步刊物《民主》（《民主》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由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办的政治性刊物。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周报》《新文化》《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反对国民党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尤其对当时强迫人民实行的所谓“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种种法西斯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据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他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论文，总数在百篇以上。这是周建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他写政治论文最多也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

　　1945年9月，周建人写了《战争、科学与民主》一文，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由衷歌颂了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伟大贡献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深切悼念千百万死难的将士和同胞。他要人民永远牢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周建人深深感到，中国之所以受到侵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本性的驱使这一因素之外，国家本身的衰弱腐败也给了敌寇以可乘之机。周建人认为，光是科学与教育还是救不了中国，应当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来保证。他说：要科学发达，并且要科学成为能保卫国家及有益于和平与人民幸福的东西，必须有自由发展的土地让它生长与发达，就是社会必须民主化！使“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就是要竭力推进民主政治，在无论什么方面，如教育、思想、文学方面促进民主。因为这是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民主，又怎么能得到幸福与繁荣？中国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这样大量地流血、惨死及冻死、饿死等等重大牺牲，换来了胜利，如果不是建造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怎么行呢？而我们要避免侵掠的国家的侵掠，除掉这一条，实在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周建人的这一见解，显然比当时一般知识界所提倡的“科学救国”的主张要深刻得多。他把掌握科学技术与建立民主政治、理想社会的最终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