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周建人在《关于新年的希望》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见解。他认为，五四时代提出过的要求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那时的军阀统治已经结束，如今又经历了八年抗战，尽管今日所要求的也还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桩事情，但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民主放在前面，因为必须先有民主，随后才可畅谈其他的文化。”否则，科学、教育、文化就都没有良好的基础，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下，在充塞着封建法西斯专制独裁气氛的国度里，能有多少科学和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言呢？

　　周建人在许多政论文章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发出了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的强烈呼吁。他在《人民需要和平反对内战》一文中指出：“正值中国国内有纠纷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一切措置必须特别慎重，只宜助中国减少内部的摩擦，应避免增加摩擦或推波助澜，以免扩大内战。例如美国移交在华军火与军器的事应该从缓实行。”他深信，尽管反动派如何逆时代之潮流而动，“历史行进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便是在向解放这方向走去，即向民主与自由的方向走去。无论什么大的阻力到此成为渺小。这是过去历史所昭示人们的教训。和平的前进如果办不到，历史的方向也决不会改变，不过这解放与进步又须由血来源上去，在呼号声中拥上去。人民是一定能享受这自由的，不过增加一点牺牲罢了。”

　　周建人还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操纵选出的所谓“国民大会”和“国大代表”，主张进行民主改选，由人民自己选代表。他指出，有人反对选举，主张十年前选出的代表仍然有效，“这事情与不肯结束一党专政是相关连。不肯改选代表，实际上含有不结束一党专政的意义。”但是人民的意志不可违，“国民党还得赶快结束一党专政，赶紧还政于民。不但照建国方略讲起来是要还政于民的，蒋委员长也已经主张过要还政于民了，如果再迟迟不还，继续做着一党专政的迷梦，也就违背了包含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意义了。”

　　1945年底，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等知名爱国进步人士，在实践中深感反蒋爱国斗争中有相互支持、相互团结的必要，应当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进步群众团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2月30日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的创始人，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民进的基本队伍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周建人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他们平时经常在上海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加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次年1月2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王绍鏊、周建人、柯灵等11人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3月17日，又增选了傅雷、许广平、雷洁琼等7人为候补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义正辞严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1月4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周建人当选为起草委员，又另选了财务委员、出版委员及秘书、事务员等，民进的组织机构日臻完善。

　　1946年初，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先后参加或主持了上海各界群众在玉佛寺举行的“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公祭大会、上海大中学生声援南京临时大学被捕同学大会、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的捐募助学金大会、上海临时大学学生联欢会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民进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了推动上海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1946年5月5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52个社会协和体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举行大会，呼吁停止内战，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华政策，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等。会上，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马叙伦、胡厥文、沙千里、王绍鏊、林汉达和周建人等29位人士当选为理事，其中10名是民进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