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高中毕业。只是我们那三届的高中生已经没了书本，没了课堂。高考，成为每一个人遥远的梦---今生，我们还能上大学吗？

　　毕业后，同学们或上山下乡，或参军入伍，或厂矿务工，一晃就是而立之年。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对今天的学生而言，"高考"是青葱岁月的"焦虑"代词。但1977年，高考成为百万知青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唯一机会。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医院，做护士不是一般的忙；每天骑自行车从下元到老军营上班差不多一小时；孩子才两岁半，正是需要照顾的年龄。怎么办，考还是放弃，是需要过的第一关。父母首先给了我信心。他们都是老知识分子，深知知识于人的重要性，希望我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爱人承担了照顾孩子的任务，让我放心去准备考试。在这件大事上能得到家人的理解支持，我是幸运的。

　　准备考试说的简单，操作起来还真难。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手上连一本像样的教科书都没有。从哪里入手准备是第二关。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文科基础不错，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准备，政治需要找找资料背一背，数学多年未摸，得花时间系统地做做题。可是十年了，大街上的书店连文化类的书籍都没有，更何况文革前的教材。我找同学，找老师，有书的借书，没书的抄资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头，不睡觉也不觉得累。十年没书读的积怨在那一刻全部释放！

　　77年的高考是12月，坐在小学狭小的课桌前，没有寒冷，没有紧张，只有笔在纸上的疾走，答案对不对已经不去想了，就尽情享受那能考试能书写的几个小时。我们有太多的时光没有与考试亲近了，这考试给我们带来的将是未来圆大学梦的机会，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机会。

　　要感谢初高中给我打下坚实基础的老师们，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抓住机会的我，我的成绩达到录取线了。成绩通知单，体检通知单都来了，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

　　那时候的老百姓真不知道该到哪里找谁，就只能等着。眼看一个月过去了也没音讯，母亲坐不住了。她托省委的老朋友找到招办，调出档案一看，原来问题出在报志愿上。我从小就想当老师，参加工作后做医务，始终心有不甘。报志愿时有人说应当报医学院，可我就是没报。我的志愿表上只有一个学校，是我心中向往的学校，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内部人说，我们这些结了婚三十岁的女的，原则上不录取省外学校。妈妈的老朋友说，报师专就录取了。

　　我的拗劲儿上来了，不就是再考一次吗，还有半年时间，就不信我考不上！

　　78年的高考是6月，依然是小学狭小的课桌，科目多了史地，外语参考，试题变成了全国统一试题。三天的考试结束，我充满自信地走出考场，这一回应该没问题。但报志愿时我不敢再任性了，在北师大后面加上了太原师专。不知道是政策依旧还是分数问题，最后我还是被太原师专录取了，圆梦的那一年我三十岁。1978年12月31日晚，全班联欢，有人即兴吟诵对联“年三十旧岁将逝哪料得重登学子堂 搞四化新春即至为何不更发少年狂”，不雕琢字词，只宣泄心情。对于我们这些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老三届学生，还有什么比能迈进大学校门更让人欣喜若狂的呢？

　　我始终放不下的是我的北师大梦。师专毕业五年后，北师大中文系第一次在山西招收函授本科生，我又克服重重困难参加了那一年的成人高考，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北师大的学生。

　　北师大为这个班配备了最好的教师阵容：王一川，韩兆琪，浦漫汀，赵仁珪等都到太原亲自授课。我们每年两次考试，每次三科。那时候我在幼师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是很繁忙的，每学期还要抽时间参加函授听课，要完成作业，要参加考试，能坚持下来全靠那个圆梦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1989年夏天，当我拿到北师大本科的毕业证，看着那上面红彤彤的校印，眼泪夺眶而出。二十年的不容易只有岁月知道，青春无悔，圆梦无悔！

　　恢复高考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春雷过后是科学的春天，知识的春天，各项事业的春天。四十年来，高考不断改革，一批又一批的有识才子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成为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栋梁。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的人，永远都会记得，是改革开放给了我们重新读书的机会。今天的不忘初心，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那是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