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58年10月31日凌晨5时，周恩来总理忙碌了一夜未休息，仍非常激动地为一位不久前因飞机失事而为国牺牲的大学者、文学家郑振铎写悼诗。周总理将诗稿寄给陈毅，请他看看能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随后又要求不予发表。

　　半个月后的11月17日，周总理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

　　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

　　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袁鹰，在后来《风云侧记》一书中回忆曾见到过此诗，并说后来再也没见到。

　　所幸的是，先后做过周总理和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后在《西花厅岁月》一书中披露了该诗。书中还录有当日凌晨6时周总理致陈毅的信，提到“今早追念大会偏劳了”，而那一刻离郑、蔡等烈士的追悼大会已不到四小时，周总理还未曾合过眼，追悼会只能请陈毅代劳。可知周总理对郑振铎等人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这首诗题为《欢迎和追念》——

　　粉身碎骨英雄气，

　　百炼千锤斗士风。

　　走石飞沙留侠迹，

　　上天入地建奇功。

　　读此诗，我揣摩周总理为何将它“告废”。欢迎归国的志愿军，是兴奋的；追念牺牲的烈士，则是悲痛的。要将截然不同的两种感情写入同一首小诗，确实不易，周总理对自己要求高，所以最后没同意发表。不过此诗极富感情，赞扬了志愿军和烈士的伟大精神。诗序中也专门写了郑振铎、蔡树藩二位的名字，郑、蔡是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的正副团长。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而“独臂将军”蔡树藩则是20世纪20年代即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对蔡将军和志愿军来说，“英雄”“斗士”“侠迹”“奇功”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对一辈子拿笔杆子的郑振铎来说，周总理这样的盛誉是否合适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也是毫无愧色的。

　　周总理与同龄的郑振铎同是“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一代英杰，早在1920年就相识了。那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等天津“觉悟社”同人赴京聆听李大钊指导，李大钊便叫来了郑振铎（当时北京“人道社”负责人）等几个进步社团的青年人一起开会，并正式成立了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

　　当时，郑振铎与陈独秀、张崧年（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等人也常有联系。郑振铎主编《新社会》旬刊，所撰《发刊词》见诸报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几乎全文作了抄录。李大钊还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上推举郑振铎为出版委员。也正是从“五四”时起，郑振铎开始从事文学和学术活动，以他为核心发起组织了新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郑振铎翻译发表过列宁的文章和《国际歌》歌词，他主持的文学研究会筹备会，曾在李大钊的北京大学办公室里召开。他“五四”时期的知心朋友是瞿秋白，随后又与沈雁冰（茅盾）、杨贤江、恽雨棠（陈云的入党介绍人）、胡愈之等人成为密友。可以说，郑振铎当年的政治思想起点与其他一些文人学者相比要高得多。

　　郑振铎一生有过足称“豪侠”之举，也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立即发起组织“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英勇斗争，并主编反帝报纸《公理日报》。这甚至比瞿秋白当时主编的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热血日报》还要早几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郑振铎参加抗议游行，在宝山路上险遭枪击，随后由他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公开发表抗议信。当时正被反动派“通缉”的周恩来读后深为感动，不止一次对夏衍等人说：“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郑振铎也为此被迫出国避难。

　　抗战时期，郑振铎自觉坚守在上海“孤岛”，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秘密抢救民族文献和古籍，以至沦陷时来不及撤离，毅然写下“遗嘱”密封后交给好友王伯祥，嘱咐一旦遇害便拆看料理后事。他一人蛰居在市郊一隅整整四年。在战后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民主斗争中，他更是不顾被暗杀的威胁，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作家李健吾说，郑振铎“永远是出生入死的先锋官，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战斗的一位带头人！”（《忆西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过一段著名论述：“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巨人，郑振铎则是以鲁迅为统帅的新文化大军中的一员全才式的骁将。

　　称郑振铎是“英雄”“斗士”，我认为还不仅仅因为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更因为他在文学、学术活动中也勇于批判、开拓、创新；郑振铎的“侠迹”“奇功”，同时也是体现在他的文学、学术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