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的我和刚刚平反了的父母于1978年底从河北宣化回到太原投奔爷爷奶奶，还依稀记得那个寒冷冬夜的片段。昏暗的站台，黑色的火车头嗤嗤的喷出阵阵白雾，笼罩着拥挤着的下车的人们；昏暗的电车站，我紧紧拽着身背大包小包的母亲那厚实的棉猴的衣角，咚咚的跳着穿着黑色灯芯绒棉鞋快要冻麻了的双脚；昏暗的小巷里那根木头电杆上有一盏破旧的搪瓷灯罩路灯，驼背的老人拉着用轴承当做轮子的小水车哗啦哗啦的走过；昏暗的小杂院里父亲推开那扇吱吱作响的旧木门，爷爷坐在旧藤椅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的中山装。整个记忆都是昏昏暗暗的，好像从来都没有颜色存在过。

　　父亲买了辆“28自行车”，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车子的横梁上安装着一块小小的木板，那是我的专座。每天早晨，我坐在这块小木板上，紧紧地抓着车把，和父亲一起经大同路到市区上学。那个本应光亮的电镀车把上有点点的锈斑，就好像经过路边那座巨大的总是冒着灰色烟雾的矿渣堆成的山时，母亲蹲在集体宿舍的水龙头下给我洗的白亮的衬衣上总是会沾上的点点灰尘，擦也擦不掉。

　　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新家。父亲画了房屋的结构图拿回来给母亲看，其中一个小格子里，画着一个椭圆，椭圆里画了个横杠，椭圆的上方有个用细线连着的特地用红油笔画出的小梅花，母亲说，以后我可以不用出去上厕所了。父亲的木匠朋友自告奋勇从河北来太原给我们的新家打制家具，他有一个仿佛祖传下来的墨斗，拉出线来挂在木板的两边，“嘣”的一声就画好了一条笔直的黑线。然后拿出一把据说是鲁班发明的有个木头支架的锯子，吭哧吭哧的锯起木板来。

　　每天中午12点放学回来，第一时间是要打开收音机的，哧啦哧啦的转动红色的指针对好台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这大概是除了5分钱的冰棍和3分钱的画片之外最能吸引我的享受和娱乐了。但总还是很羡慕邻居家那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吃过晚饭就能听到隔壁传来“日历排是因杂技”的广告声，我就知道那是《森林大帝》或者《铁臂阿童木》要开播了。终于当《米老鼠和唐老鸭》到来的时候，父亲搬着一台罗马尼亚产的20英寸黑白电视机回到家中，让年幼的我惊奇原来电视机可以这么大。似乎不久之后，这台黑白电视机又被父亲换成了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电视机屏幕旁边有个红绿蓝三个颜色的长方形的小牌子，显得格外夺目。节日里父亲用他那台汤姆牌照相机拍照的时候，总是要撩开淡蓝色绣着火红牡丹的电视机布罩，把一束塑料花插在花瓶里摆到电视机上，让家人和亲戚们穿上鲜艳的毛衣或者外套，站在这台电视机旁边或叉腰或托腮或手扶电视机，伊然一副照相馆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的样子。

　　大概是买电视机花了很多钱，父亲一直没有买到那块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的华杰表。我记得邻居来串门时不断地挥动着手臂，那块表金黄金黄的，最惊奇的是听他说这块表竟然不用上发条，父亲拉着他的手端详了很久，后来一直在说，这个表不好看，太小了，颜色也不正，但母亲笑说父亲小气的要命。不过我还是比很多同龄人更早的喝到了神奇的“魔水”健力宝，父亲仔细拉开罐口交给我，我则小心翼翼的捧着小口小口喝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把空罐子放在那个手工打造的有两块一不小心就会剌破手的推拉玻璃的纯柳木平柜里摆了很久很久。

　　中学的时候偶然得到一本科普书，上面讲了很多国外和港台流行的新科技，说有一种电子游戏机只有半个语文书那么大，我靠着自己的想象不停地画出它的样子，几年后见到这种游戏机的时候，竟然发现跟自己想象过的模样竟然颇为相似。但里面说的袖珍录音机我不久就见到了，同学的父亲去香港出差，带回来一台小巧的录音机，黑亮的机身上印着彩色的横条，真的只有两个烟盒那么大。他戴着耳机招摇的在校园里转悠，时不时生硬地扭着屁股，很热情的招呼着他熟悉或者并不是很熟悉的同学：来，听一听小虎队。结果他并没有嘚瑟多久，就有别的同学买来把玩了，看起来比他那个还要高级。

　　母亲的单位意识超前，组织了一次据说挺奢侈的香港游，回来的时候母亲坐在飞机上看着太原城，说怎么才发现咱们这里的房子都这么低啊。于是父亲嘲笑她没有见识：很快就到处都是高楼了…你别不信…你看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到时候让你也住到十几层，看你每天怎么往上爬。于是我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想象住在十几层楼房上的样子，甚至都计算出爬上楼的时间，我大概需要一分多钟，母亲就慢了，最快也得5分钟。这样出去一趟多麻烦呀，母亲说，那有什么好的，自行车怎么办，我可扛不上来，然后父亲就在旁边嗤嗤的笑。

　　我的第一台BB机花了200块钱，叫乐声黑金刚，别在腰带上神气十足，以至于养成了把衬衣掖进裤腰的习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着有人来CALL我，每当它“哔哔哔哔”的响起来，就赶紧满世界的找公用电话，打电话的声音也不自觉的提高了八度：喂，谁啊，三儿吗？有什么事找我？啊，吃饭啊，好，好，我这就打个车过去。到后来换成摩托罗拉双排汉显的时候，那种神气的感觉反而不存在了。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香港回归来的那么突然，大家还在茶余饭后谈论铁娘子在人民大会堂前摔了一跤的小故事，这一天就来临了。电视里放着嘹亮的国歌，那已经是台29寸的康佳牌“平面直角”彩色电视机了。旗手把国旗慢慢升到旗杆顶端，国旗噗噗的飘动着，血红血红的。还有车队开进香港的画面，很多人站在路边挥舞着国旗和特区旗在欢迎，穿着笔挺军装的解放军带着大檐帽，手里的枪样子很奇怪我没有见过，那个很帅气的大眼睛军官大声喊：你下岗，我上岗！正在擀饺子皮的母亲意味深长的说，以后你们要是去香港的话就不能算是出国了。

　　儿子出生在千禧年的一个凌晨，当我冲进产房时，护士已经把他包好放在台子上，浓密的黑头发，眼珠四处乱转，脸上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母亲说像我，只是那时候我的头上只有稀疏的黄毛，眼睛也睁不开。那才真的像个小老头啊，掩饰不住喜悦的父亲补充道。儿子的降临给这个家带来无穷的欢乐，为了留住这美好的记忆，很快我就有了一台2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相机，记录着儿子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的成长和变化，当手中的数码相机变成2400万像素的时候，儿子的照片和视频已经把1000G的电脑硬盘占得满满当当。闲暇无事的时候，就把那台60英寸的液晶电视当做屏幕，和妻子坐在沙发上，像父亲母亲翻看那本旧相册一样，一遍又一遍的看着儿子成长的影像。

　　父亲母亲都退休了，刚开始还满心欢喜的到处溜达，慢慢就显现出无事可做的寂寞。于是节假日里总是开着车拉着他们到处游玩，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到北京看天安门，在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旧地重游，到当年下放的镇子寻访旧友，更不用说周边的名胜古迹，新建的城郊公园，林林总总。直到换上一辆研究了很久才挑选到的据说跑高速道路很安全很稳当的新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父母真的老了，他们已经不再愿意，或者说已经没有精力想要去周游世界了。尽管如此，每到给父亲母亲庆祝生日的时候，父亲总是要举着酒杯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的生日是10月1日，正好是国庆节，于是就连航母成军天宫对接也成了他的长篇大论的必然选项。母亲则总是回想起过去缺衣少吃的岁月，有时还会偷偷抹着泪水，说起困难时期饿的走路都没有力气，说起外公去世的时候不断叮嘱后代要好好学习，因为“今后一定是知识的时代”。

　　早晨从家里出来，19层，乘电梯下楼只要10秒钟。五月初升的太阳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给万物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路边绿化带的芍药花盛开了，小区里的那个妹子今天穿着一件纯白连衣裙，极精致的搭配着一条鲜亮的碎花丝巾，穿着蓝色运动背心和跑鞋的大爷刚刚跑过门口，背着迷彩书包骑着捷安特山地车的小伙儿灵活的超过他一溜烟就不见了，清洁工大叔穿着橘黄色的工作服开着电动清洁车慢慢驶过，早餐车里的大姐正指着印有二维码的绿色卡片指挥买粥的阿姨用手机付款，路上的汽车已经挺多的了，一辆绿色陆虎SUV和一辆蓝色比亚迪电动车停在斑马线前，正等着一群身着大红舞服叽叽喳喳的老太太过马路。

　　阳光还有点点晃眼，朦胧之中，时光仿佛静止下来，过去和现在交织着40年斑斓的光阴一瞬间从思绪中滑过。我张开眼睛，极目望去，这个城市的一切仿佛都是全新的，充满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