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7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批人，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走进大学校园，我们的人生由此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起伏变迁、共同成长。

一

　　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高考，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大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1977年底，全国有570万人走进考场，录取了27.3万人。1978年夏天，610万报考，录取了40.2万人。恢复高考制度意味着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广大青年人打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恢复高考也同时恢复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蓬勃地迸发出来，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恢复高考制度，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支持。一大批有志青年通过高考被吸纳进入体制内，后来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持续地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不可能创造出中国式发展奇迹。

　　恢复高考之初，报考大学没有学历门槛。当时对考生年龄和学历的要求都不严格，任何人都可以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许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凭的人，因此有机会参与高考，最后顺利进入大学甚至读研究生。这种“英雄不问出身”的人才选拔办法，对不拘一格降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观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出身要求太高了，公务员一定要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呼吁，应该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取消公务员的学历限制。我们无论是在大学招生、公务员招考制度，还是各种人才制度方面，都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制度。一定要给予更多人更多的平等机会，给所有人创造平等的机会，这不仅让所有人的人生有更多出彩的机会，也会让人民群众不会一次性地“押宝”在高考上。这对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全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78年我进校的时候，学生年龄差别比较大。但是，恰恰是这种混龄学习，给我们的成长带来很多优势，大同学和小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大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都比较丰富，有的甚至比老师都丰富，很多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在一个班级内或学习群体里如果有这样的人，整个教育的活力和能量会更强。现在我们的大学辅导员自己还是孩子，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同时，同学里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小同学精力旺盛，学习能力强，也促使大同学不敢懈怠。

　　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因为基本上都是应届生，来了以后基本都是同龄人一起在学习，混龄学习已经成为历史。其实，国外大学也不像我们这样清一色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混龄学习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使其发挥对高等教育独特的优势。

　　以上恢复高考时的这两项突出特点，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中的成果之一，在未来仍然应该继续得到巩固。

　　恢复高考之初的大学校园，学习氛围非常浓郁。那时候，大学图书馆是我们的天堂。我们许多学生真的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疯狂地阅读。到图书馆里经常找不到座位，经常需要下午把书包放在那儿抢座位、占座位。我们拼命地借书、读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书去读。《西方哲学史》《文明论概略》《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国历代诗歌选》《悲惨世界》《茶花女》《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一本本著作，成为我大学时代最好的精神食粮。我的中小学时代是一个不鼓励读书也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1978年成为我读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书籍成为我生活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百废待兴，高校教师青黄不接。因此，我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苏州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后更名为扬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决定联合举办一个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培养的师资班，从在校生中选拔优秀学生送到上海师范大学学习。记得当时我拿着厚厚几本教育学心理学的读书笔记，向学校的有关领导表明了我对于教育心理学学科的热爱。正是由于大学阶段那一段疯狂阅读的经历，让我有幸在大学三年级就被选为留校教师，送往上海师范大学学习。

　　在上海两年的学习，格外紧张忙碌。我们的学习差不多整合了四年制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两个专业的主要课程。而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也是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所学校的最优秀的教授，如陈科美、李伯黍、燕国材、陈桂生、吴福元等等。许多课程的训练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1982年7月，我回到母校苏州大学担任教育学教师，开始了自己大学教师的生涯。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第一次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国家倡导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的时候，在学术领域也体现了这样的用人导向。1987年，由于教学科研成果比较突出，我在29岁时被破格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又担任了苏州大学教育科学部的主任，成为全校最年轻的中层干部。1990年，由于翻译了两本日本学者的著作，有机会赶上了那个时代的出国大潮，受邀去日本上智大学做了整整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日本期间，我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日本的教育，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日本教育丛书》，试图用他山之石攻中国教育之玉。

　　从日本回国以后，学校成立了教育改革的领导小组，抽调我参与调研和起草方案。1993年，我担任了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成为当时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在我担任教务处长期间，正是高校合并的浪潮兴起的时候，我受命参与了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等并入苏州大学的工作，实现了教学系统的无缝对接。同时，我在苏州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先后实施了苏州大学学分制、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大学生必读书制度、文科强化班与理科实验班、教学督导员制度等等，使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务处。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以苏州大学为案例，系统研究了大学教学管理系统的优化问题。学以致用，一直是我自己做学问的基本原则。

二

　　1997年底，我被任命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卫生、计划生育、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等工作。为了适应地方政府的工作，我一方面“恶补”相关领域的知识，一方面依靠专家的“外脑”，成立了各个领域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苏州制定了区域卫生发展规划、苏州人口发展规划、苏州教育发展规划等。

　　在我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村小现代化工程”“信息化工程”“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等，市委市政府在市中心最好的地块兴建了图书馆，聘请贝聿铭先生设计了苏州博物馆新馆，等等。这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和速度十分突出的10年，也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10年。

　　如何让教育研究更为深入地服务于一线，服务于改革开放，我从1999年开始，深入到只有两间平房的湖塘桥小学，开始了对中小学一线教学的探索。2000年，为了更好地厘清教育发展的方向，更好地推进苏州的区域教育改革，我的一系列演讲结集出版为《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也由此拉开了新教育实验的序幕。2002年，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起航。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这个实验，由于把握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点，以及以操作性强的行动项目为切入点，受到了一线教师的广泛欢迎。18年以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2018年已经发展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个县区级实验区、4200多所实验学校、470余万教师参与，成为中国民间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实验。而按照新教育理念进行实践的学校，更是远远超出上述实验学校的数量。2018年，新教育实验入选第二届国家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新教育实验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2008年，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沸腾的中国教育改革》系统介绍了新教育实验；2009年，韩国政府“Brain Korea”邀请我赴全北大学作“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主题讲演，随后10卷本的《朱永新教育文集》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发行。2014年，新教育实验入围卡塔尔基金会评选的“世界教育创新奖（WISE）”15强。2015年麦克劳希尔教育集团出版了《中国新教育》等16部著作英文版。目前有关新教育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日、韩、法、俄、阿拉伯、蒙、哈萨克、尼泊尔、罗马利亚、印度尼西亚等10余种文字。2017年，蒙古国教育部派出30人的代表团专程到中国培训学习新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