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符，原名冯仲足（1914—1966），浙江省宁波人，民进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出版家。半个世纪前《世界知识》杂志创办（1934年）时起，即参加工作，主持编务达24年（1946—1966年）。早年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除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做研究工作外，还从事统战工作。

　　我怎样也不能相信宾符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编者按：本文写作于1984年）。今夜，坐在中美洲一座摩天楼上，远眺这高原城市万家灯火，我的心顿时驰往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想起二十年前宾符从加勒比海国家访问归来时的那个夜晚。我记得，那一夜北京很冷，我们饮着他从热带捎回来的咖啡，谈呀谈的谈到子夜，不仅没有感到凉意，反而觉得有点热了。还是那个夜晚，我们——宾符和我——都预感到会有一场风暴，可是我们当中谁也说不清这是怎样的一场风暴，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刮这么一场风暴；我们带着眩惑的心情试图分析这里那里的形势，预测它的前景——我们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绝不掩饰心中的忧虑，只能彼此规劝着要注意些什么。不久之后，宾符便病倒在北京医院了。

　　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开会的新侨饭店常常步行去附近的北京医院，看宾符和灿然。我每去一次都很难过，虽则我见到他们时只好强作欢颜：因为我被告知宾符的病可能是肠癌，而灿然则可能是脑瘤——都要动大手术，都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搏斗。然而两个战士却都是乐观的，或者看上去仍旧是乐呵呵的。果然开了刀。宾符和灿然都安然地从手术台上躲过了死神的袭击，先后回家休养了，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虽则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一样，已经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检查”，这些日子即后来在十年风暴中被称为“假整风”的岁月。大约在1965年5月春暖花开时节，我们才被告知“运动”已告一段落，新的领导人来了，我们这里忽然被描写成十七年来从所未有的“革命化”了，充满着“新风貌”了。我被告知工作转入正常的轨道。就在这个夜里，宾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年不见，宾符好像已经休养好了，可仍带着那尚未消失的病容。他以无邪的喜悦同我紧紧握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等你多时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他日夜注视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关切着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宾符和我——那一夜是喜悦的，也是天真的，我虽已经好像被“解放”了，可我仍不免有点消沉，而宾符却不那样，他以为阴雨已经过去，又是晴空万里了。我们谈了一夜，我又一次感到了友谊的力量，人间的温暖。那一夜，他说得多，我说得少。其实我即使一个字也不说，宾符也会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白区经历过残酷的现实斗争，这斗争把我们的心联成一片了。临走时已是过了午夜，我哑然无语，紧握着他那微微有点颤抖的手，我感到了亲切的温暖，这是同志间珍贵的情谊，它给人以力量。

　　谁知那一夜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他的病时有发作，而我自己则仍然浮沉于斗争的海洋中，没有机会同亲人述怀了……

　　对于我，宾符是前辈，自然，同时也是知己。宾符带给我的——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要高兴，就放声大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而绝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阴阳人。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在我心中他是编辑出版的前辈——当我学习起步时，宾符已经参加翻译《西行漫记》（斯诺），《世界政治》（杜德）和《列强军力论》（威尔纳）那几部当时为知识分子所爱读的大书了。“宾符”这个名字在我是亲切的长者，他的译作引导我去研习分析时局；但同他个人认识却已很晚了。

　　那是1946年初。有一天，金公（仲华）对我说——其时我刚从重庆转到上海——你去看看宾符，他编杂志，要你写东西。金公说，他是个老实人，你会喜欢他的。金公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这样一说，我便立即照他所说的地址在爱多亚路一个并不显赫的办公楼上一间挤拥不堪的小房间中找到了宾符。一个胖胖的、矮矮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圆圆的脸，常常笑嘻嘻的脸，有点近乎老太婆那么和善的脸，不是书生的脸，而是一个企业家的脸。显然宾符也得到金公的招呼，我们一见面，没说客套，就熟了。从那一天起，他编报，编杂志，办出版社——凡是他要我写译的，我都如命了。宾符不嫌弃我那时对国际问题的幼稚无知，包括对一些策略性论断的无知；反而那么热情地，像对后学一样给我暗示，给我建议，给我规劝，一直到给我修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写，写，写。他更不知疲倦地给作者改，改，改。那时的工作条件是现在的写家们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恶化时他巧妙地写，噪声干扰得厉害时他能充耳不闻地写，世事纷繁使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应酬以后，他在深夜里仍然写，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