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一年。有一夜他找到我，以我从来不曾从他脸上看到的那种严肃表情，轻轻地告诉我：某某被捕了，他和好几个同志恐怕会被牵连，他们当夜就得撤离上海。他说他主编的周刊必须像往常一样出版，而且——他说——必须照常出现这几个撤离的人的文章，以便迷惑敌人。他严肃地告诉我，要我仿照他和别人的笔调写文章发表在这杂志上，按期出版。

　　他问：办得到吗？他没等我回答，赶紧补充说，我们相信你办得到。他严肃地紧握了我的手，走了；当然还有我熟知的几位“同道”也走了。我被宾符那种信任和亲切感动得没有话说。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写，我译，我编，仿照他和他们的文笔，“依样画葫芦”。宾符主编的那份周刊，一期一期地照常印行，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过了若干时候，宾符笑嘻嘻地回来了，显然是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他笑嘻嘻地（不那么严肃了）连声说，好，好，下期起让我来罢。他没有说一句道谢的话，绝对没有，亲人之间是不说感谢话的。他只把工作接过去，重新默默地笔耕。他把笔耕看做一种庄严的工作，神圣的事业，他这精神感染了他的周围——连同我——使大家相信这工作是有成效的。他教会了我在紧急时如何悄悄地撤退，而在另一些时机又怎样勇猛地重新发动进攻。

　　1948年底，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白区条件猛然恶化，我被通知立即南行。

　　宾符赶到我所住的一个仓库的顶楼同我话别——此时他是兴奋的，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把几张美钞交给我，他说，战事发展太快了，也许上海又会第二次成为被包围的“孤岛”（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潜台词，因为他在日寇包围封锁下的“孤岛”中出色地战斗过，而且被日本宪兵特务迫害过），他说，这几个钱你到南方去也许用得着；他说，我们杂志有几个海外通讯员指望我们一点微小的津贴，你去接济他们；他说，也许可以买点有用的资料通过地下渠道运回“孤岛”；他说，只不过几个钱，你拿着，也许你自己也会有急用；他说，我们在胜利的上海再见。仅仅半年以后，我绕过了南南北北许多地方，我们两人又在我的出发点重新见面了。

　　宾符那份喜悦，那份热情，那份亲切，就甭提了。我们——宾符和我——两人那时都忙得“一佛出世”，顾不上叙旧，胖胖的笑嘻嘻的宾符到处奔跑着，在那过去的“冒险家的乐园”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中跳着笑着：他开会，演讲，写作，翻译，编报，编杂志，还做人的工作。他把他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与力量，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他接触的人多，人们愿意和他接近。教员（他本人教过中学），编辑（他几十年如一日当过校对和编辑），作家（他一生写过译过不知多少东西），记者（他是职业的“报人”），职员，都喜欢接近他，同他来往，因为他懂得人家的苦乐，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明白知识分子往往要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因为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这种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解放后我们——宾符和我——相处的十几年间，与日俱增。

　　解放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宾符和我——很少哭丧着脸了，而他常常显得很快乐。只有一次，那还是50年代初期，他在一个出版单位里安排几个党外专家当上正副总编辑，而他自己则乐于被称为“秘书长”，一个打杂的称呼。他那时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公开，有一天他有点凄然地悄悄告我，他为这事“挨”批了——人家竟以他交“权”太多而有点责怪他。他以为他安排得并不错。他安于做他的“秘书长”。我当“后勤”有什么不好？他说。何况——实践证明，他这“秘书长”得到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的尊敬，他绝不只能管吃喝拉撒，举凡书稿上的一应疑难杂症，无不请他“会诊”，甚至由他出主意“拍板”。生活证明那时宾符做对了，我那时信服他的见解，现在则更折服了：几个党外专家都先后加入了我们党的行列，宾符知道我们的事业是靠党内党外的革命者一道完成的。他很会信任人。他发现了一个人，他就使你知道你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的感召下尽量发挥你自己的积极性。他一旦认为你可以按革命的需要挑起某一副担子时，他就把担子交给你，毫不迟疑。凡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婆婆妈妈，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会同你喝酒抽烟，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从不呵斥人（他有时收起了平常那笑嘻嘻的脸，一本正经地轻轻地对你说：这样做不好，对什么什么不利，而绝不怒形于色），而是因为他要求严格，头脑敏感的同时，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

　　唉唉，宾符，如果在十年浩劫中能同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呀……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五十出头，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不治之症夺走了他，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的事业。如果他不走，在十年浩劫中他会熬过来的，而今日他会多么高兴呵，他那笑嘻嘻的脸，那善良的心，那不顾疲劳的手，将会带给多少年轻的编辑们同情，规劝，信心和力量呵。

　　1984年3月18日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