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一文，初刊于1997年第1期《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深刻阐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这篇文献发表距今已经21年，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读这篇文献，我们深刻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生辉。

　　理论背景

　　这篇文献的理论背景与出发点，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之间，先于《资本论》第一卷，于1859年6月公开出版。这本书，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马克思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于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第5期，最早由范寿康译成中文，1921年1月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在《序言》中，马克思讲述了自己考察资产阶级制度的顺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考察顺序，与后来《资本论》的章节安排、写作顺序相当不同。他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互相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开端，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出发，马克思“得出一个结果”：法的关系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发展来理解，法的关系的真正基础是“物质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的“市民社会”。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从对法的研究，走向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序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对这个“总的结果”进行了“简要的表述”。

　　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的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马克思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成果”——被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证明和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将那些与科学论证的血肉躯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展示在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面前。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原原本本读原著”入手，而读马克思的原著，又始终要把马克思所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放在心上。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教我们读经典，他的文章读来十分亲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阐释与发展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同志从6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尤其是以下两点，今天读来，格外发人深省。

　　（一）习近平同志提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

　　在《序言》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从“四个方面”（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不是仅从“物质生活”这一个方面，来考察人类变革的。此前，人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

　　考察社会变革，究竟应从哪里入手，这关乎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首先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证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还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个领域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或快或慢”的、是不平衡发展着的，至于经济领域，“则包括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全过程”，这个“全过程”，也是在矛盾和不平衡中发展着的。

　　习近平同志的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因此，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深入理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理解和发展。

　　为什么说生产力的发展有主体性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经济活动的四个部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是以“生产”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方式”构成了物质生活的核心。生产活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但是，人类劳动之所以与蜜蜂的活动不同，就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有主体性的人的活动。

　　为什么说生产关系有客观性呢？

　　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所谓“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指对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客观进程的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在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全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之后，认为一切社会生产都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这就深刻阐明了生产关系是由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生产力也是由人为中心的生产基本要素所产生的能够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实在，二者均具有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本质特征”。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的提出，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和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班上的讲话中，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这句格言，概括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今天，掌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我们才能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解这一科学判断是建立在对生产方式变化的清醒意识之上，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