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周折。1979年以后，在各方努力下，被强制没收的艺术品逐渐归还傅家。翻译家傅雷与画家黄宾虹是忘年交。1955年黄宾虹去世，傅雷为妥善处理他的画作与收藏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张大他的声名——黄宾虹在国画界今日的地位，有赖于傅雷早期的努力。在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之际（本文写作于2015年），中西书局出版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Claire Roberts）著《有朋自远方来》一书，讲述傅雷与黄宾虹艺术情谊，也披露了这些艺术品物归原主的经过。

　　为黄宾虹的艺术遗产四处奔走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t），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他马上写信给黄夫人宋若婴，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傅雷紧张地、几乎是与世隔绝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这使他无法亲赴杭州。不过他还是尽力帮助宋若婴处理黄宾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黄宾虹数量巨大的画作和古代收藏品。

　　3月27日，傅雷写信给身在华沙的傅聪，谈及黄宾虹的去世：

　　黄宾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傅聪仍然记得黄宾虹与父亲之间漫长而热烈的对谈，以及从黄宾虹处源源不断寄到家中的信件和画作。在黄宾虹的葬礼上，家属准备的发言，由黄宾虹长子黄用明读出，说明将艺术家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遗赠中有超过一万件物品，包括黄宾虹约四千幅作品，还有他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把它们献给国家，是为了令它们“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实现更大的用途”。

　　这批遗赠最先捐给黄宾虹曾经任教的华东美术学院，但它被拒绝了。多个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黄宾虹遗赠的接收机构。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计划将黄宾虹故居建成纪念馆，但计划并未实行，杭州当地政府也迟迟未开始建造黄宾虹的墓地。黄宾虹遗孀宋若婴为此感到忧心，并联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翻译家黄源（1905-2003）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他代表黄宾虹的遗孀和家人，要求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黄宾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艺术遗产的价值。傅雷的信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黄宾虹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宾虹逝世三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

　　六十年代初，傅雷对黄宾虹的艺术遗产一直保持着兴趣。他们共同的朋友陈叔通请求傅雷审阅两份即将出版的黄宾虹手稿。黄宾虹的朋友、来自歙县的汪己文，编撰了《黄宾虹年谱》，于1961年在香港出版。 他也编辑了《宾虹书简》，其中收录了很多致傅雷的信件。鉴于傅雷在文化界的地位和他与黄宾虹的亲密关系，汪己文邀请傅雷为此书作序。

　　随着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傅雷受中共华东局委托，为官方纪念活动提供建议。1962年6月，他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求恰当地纪念老艺术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整理、记录和保存黄宾虹的收藏，并对此感到惋惜。此文附于本章末尾。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

　　这本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延迟到1985年，也即黄宾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黄宾虹画集》收录了一百一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傅雷、陈叔通、赖少其和黄宾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