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人生联系太紧密了，音乐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茶余饭后有个响头，听起来很高兴。音乐其实从它的产生到发挥作用，跟人生，甚至跟社会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在狂热与痛苦的年代

　　我1973年从农场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我去厂里后，一场风波刚刚过去，叫《南京长江大桥》事件。当时有个纪录片叫《南京长江大桥》，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说这个片子里用了前苏联“列宁山”的音乐，报告一直打到江青、张春桥那里。他们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对所有人员彻底清查，并带上一大堆帽子，还要查三代。在那个年代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创作，谈不上对艺术的追求。有一部片子叫《针刺麻醉》，要配乐，可那时只许用13段音乐，用“下定决心”、《国际歌》，不太合适，最后选中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最后成了走在大路上扎针灸。那时写完曲子就互相听，听像不像什么，怕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我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开始我也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窗外响起的歌“向黑线开火、开火”的曲子是我写的，弄了半天我才发现是向我自己开火。那时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哪里是艺术，完全是吵架，并且是不讲理的吵架。还有样板戏。样板戏是精品，但是它表现的思想那么“高大全”，男人都没有媳妇，女人都是寡妇，很少讲人情。8亿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这样的艺术怎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爱好、不同性格人的需要呢?那时候人们都很痛苦。我记得，有天有位老领导突然推开门说：“上班时间你们不去学习，不去写作，打扑克!”事后，我们找领导悄悄说：“您以为我们打扑克痛快呀，我们是痛苦才打扑克的。”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风靡一时    

　　有人说作曲是玩技术；有人说靠才华；有人说是靠运气。其实音乐艺术是非常艰难的一门艺术。我们当时听那种嚣闹的东西太多了，老百姓对这种无尽无休的争啊、斗啊已经厌烦了。对永远唱高调的最响、最强、最革命的艺术厌烦了，人们需要艺术的回归、美的回归，找到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己心声的艺术，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可是，当我们没有回过味来时，铺天盖地的邓丽君来了。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受到欢迎?因为过去喊着各种口号，现在突然有人在耳边轻轻地说几句特别有人情味的话，一下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容易接受。当时我觉得邓丽君有些歌不错，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不必禁她的歌，不要让年轻人什么都不接触，用命令、不讲道理的办法禁是没有用的。严格说艺术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的，是属于服务行业，是为大众服务的，是创造精神财富供大家选择、欣赏的行业。相反，我们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大家。有一次我到东北的一个林区，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那时我写出了《太阳岛上》等作品。林区的几个小青年说，他们都爱听邓丽君的歌，仅有的两盘磁带都转录了邓丽君的歌。可是后来听了几首歌，包括我和施光南的歌，他们说也很好。这就为难了，仅有的两盘磁带都录了邓丽君的歌。后来他们一咬牙，洗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把我们那些歌录上了。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没有人说你们必须洗掉什么，必须录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很喜欢这些歌，那么他们就洗掉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我心想，什么时候咱再写点好歌，把那盘也洗了，不就都是咱们的天下了。所以，我觉得艺术是一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