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背景考证

　　纵观中国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诚然也就有了民进“自觉接受、坚决维护共产党领导的优良传统。但王文君他们这一代民进会员在思想上如此坚定、行动上如此坚决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是什么？也许在他写的《为了党，我应该这样做》（1984年12月）中能找到答案：“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唱着《东方红》，跨进学校门口的，我对党怀着十分深厚的阶级感情，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党对自己的恩情。……虽然如此，我对党的信仰和爱戴没有丝毫的动摇，当父亲还在每日听候造反派的命令去挨批斗的时候，1966年，我含着苦涩的泪写了入党申请书，向党表示了一个处于悲苦艰难环境中的儿子的赤诚之心。……感谢民进前辈对我的扶持和教育。一年多来。我先后参加了民进全国五代大会、省一代大会，有幸聆听老前辈们的谆谆教诲，思想觉悟、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感到，加入民进以后，自己在政治上的自觉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自我要求更加严格了。……不再仅仅只对个人负责，而是要对组织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所以我感到，加入了民进，我在政治上靠党更近了，感情上与党更亲了。”——这些真情实露的心声也许就是王文君这一代攀枝花民进会员的真实思想，使得他们这个集体能在顺境和逆境中真心不改，意志坚定。

　　在1989政治风波前夕，3月份市委会将王文君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一文编成简报下发各支部学习，在3月5日召开第二届二次市委会讨论此事时，“宁长顺：我觉得应该在各支部强调一下这份简报的重要性。丁端立：这个讲话，在理论上理解得比较透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说，也只能这样理解，澄清一些头脑中的问题。张玲基：建议能否以文件的形式发下去，特别要重点学习第三、四部分。”（会议记录）。在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攀枝花会员不是消积躲避而是主动面对；“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使我会在政治上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市委委员们在各级各类会议上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把好关，为稳定局势作了很多工作；市委会机关的全体同志坚守岗位，排除干扰，不上街游行，不听信谣言，并对个别有模糊认识的成员及时作劝导工作；广大会员怀着忧国忧民和希望国家稳定的心情，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遵守纪律，坚守岗位工作，为稳定局势作出了贡献”。（《民进攀枝花市委会1989年工作总结》）

　　“主动争取党的领导”这句话的提出也有它的历史背景，第一，攀枝花民进从无到有，从有到大，逐步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富有活力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每一步无不渗透着党的关怀和党政部门的支持，长期以往，使攀枝花民进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主动依靠”的“习惯”；第二，攀枝花民进成立之初，“左”的思想还没有肃清，统战工作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社会各方对党派及其成员都是另眼看待，我会初期就有会员因单位领导谈话、爱人因加入民进闹离婚等原因而要求退会的，此次查阅，我才知道我的一位初中老师也在其列。在这种环境中，基层组织采取主动出击，加强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的工作方式不失为一好办法。这条工作经验放之现在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样，“三句话”就形成一个整体，涵盖了党派工作的主要，成为指导攀枝花民进前行的思想方针、工作导向和政治责任。

　　结束语

　　查阅中，“三句话”第一次完整出现是在“第二届七次市委扩大会议”会议记录中（1990年9月15日），第一次完整出现在简报上是总第四十六期《简报》（1990年12月1日），第一次完整出现在工作报告中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1994年1月8日）。但这三次出现的“三句话”顺序不一，我想前二次的“三句话”是因为动乱才结束不久，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是很必要地，所以将“坚持维护党的领导”放在前列。而从逻辑上说，只有思想认识上的自觉才能转化为行为动作上的坚决，所以攀枝花民进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提的“三句话”才成了传承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