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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

发布时间:2018-12-17  来源:原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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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与以长泽规矩也为代表的文化掠夺者展开了一场秘密的文献争夺。郑振铎历尽艰辛,从日军严密监控的嘉业堂等江南藏书楼秘密抢救出5万余册古籍。其中3万多册珍稀古籍在香港被日军意外劫获,运到东京,并由长泽规矩也负责整理。日本战败后,为了逃避索还,长泽提议瞒匿部分珍贵文献,幸有郑振铎提供的“香港装箱目录”,为中方追索行动提供了有力证据,保证了劫物的完整回归。这场没有硝烟的文献争夺战,其胜负结局虽与两人性格、才华、志向和处事方式密切相关,但最终的决定力量还是系于国运兴衰与国力强弱。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1898—1958)的带领下展开。1939年底,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多次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藏书遭劫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当局予以抢救。由于战时经济困难,国民政府遂决定挪用中英庚款补助中央图书馆新馆舍的建筑经费项,充作收购书籍之用。为避开日伪耳目,郑振铎向中央图书馆申请以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搜购文献。该同志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秘密抢救了5万余册即将沦亡的珍稀古籍。

  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长期以来湮灭不闻,1979年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开始钩沉大略,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郑振铎致张寿镛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峡两岸各机构陆续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会的工作报告和图书馆档案,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古籍抢救与内运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与研究。  

  这批从劫灰里抢救下来的古籍文献,其中3万多册精华本被转移到香港,1942年初在启运美国之前不幸被日军发现,劫往东京的帝国图书馆,1947年被追讨回国。近年来,笔者在日本防卫省、国会图书馆等日方机构查访侵华战争前后的相关档案,发现这批古籍在战后的日本还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磨难。  

  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敌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该同志会在相关书信、工作报告中,多以“某方”等模糊词语指称对手。由于文献的缺乏,过去研究者无法释读“某方”究系何方,从而使研究仅侧重于我方的工作,无法凸显抢救工作的对抗性和危险性。本文旨在利用长期以来中日学界未能留意的日方档案、个人口述史等新材料,为这场文献争夺战增加一个掠夺者(加害者)的维度,重新书写郑振铎及其文献保存同志会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史”。

作者:吴  真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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