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学者的合作与疏离

　　谈论这场文化抗战，必须提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长泽规矩也（1902—1980）。从1927年到1932年的6年中，长泽规矩也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先后7次前来中国，调查书业行情，为静嘉堂文库、东方文化学院、大仓洋行等机构购买中国珍籍善本。在华期间，长泽与马廉、傅惜华、孙楷第等学者交好，也与日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部分专家如徐森玉、张元济等多有学术交流或业务往来。

　　长泽与郑振铎也可谓“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说戏曲见长，重视文献版本。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学界臧否不一，长泽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就戏曲小说的材料搜集之功，王国维、鲁迅之后，非郑氏莫属。王国维看待戏曲仍然没有脱离儒家之见，郑氏则完全脱离儒家的旧套，完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论述”。二人在藏书上亦引为同好，郑振铎从1921年开始“集小说、戏曲于举世不为之日”，而长泽个人的收书目标恰恰也在“本邦前辈未蹈的明末戏曲小说”。据长泽的回忆，他与郑振铎在战前曾有频繁书信往来。1931年郑振铎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曾将所藏孤本《续离骚》杂剧之原本，从日本邮寄过来借予影印，郑振铎曾称其“高谊盛情，最所心感”。  

　　1932年夏，长泽规矩也随同联合国“李顿调查团”的日本参事官伊藤述史（1885—1960）访华，他说：“这次旅行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一路上完全无知的我，全拜他人所赐，瞬间就走完了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我开始理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生冷暖。”这是长泽最后一次中国之旅，具体遇见了什么事，他终生未再提及。“七七事变”之后，长泽与中国同行的联系大多中断，文献保存同志会各成员与长泽的联系只存有1938年5月4日张元济的一封信，信首写道：“时事至此，无可告语，故久未通讯。”  

　　1932—1937年，长泽在他主编的《书志学》期刊中，屡次提到自己作为伊藤汉学顾问的身份。长泽到底为伊藤提供了怎样的对华参考，由于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也无从得知。伊藤述史在1937年9月被任命为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正是他负责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宣传。1938年3月，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谴责，将伊藤述史等40名相关人员召回国内。一直以“伊藤公使秘书”身份为荣的长泽规矩也，在同年5月《书志学》“编辑后记”中特别声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层关系，只是纯粹止于学问上的交流。”1939年7月，长泽再次发表同一声明。伊藤述史在战后被解除公职，长泽1965年的文章提及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时，以“I先生”来隐指伊藤。如此急于划清界线，只能说明其中大有蹊跷。1980年，在长泽的葬礼上，丧仪委员长的川濑一马曾将这段经历加以表彰：“先生更是学者之中难得一见的拥有突出的处世之才，比如他曾担任国联的伊藤述史公使之助手，这是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重要工作，为此耽误了他的宋元版本研究。”  

　　“八一三”事变之后，江南藏书家纷纷抛售藏书，1938年底开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日本、伪满、伪北平政府、美国都在角逐竞购。为了避免古籍散落异域，1940年1月，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大量搜购善本文献。期间，郑振铎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在家接待各地书贾，往还于书肆与藏书家私宅之间。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已离开上海，郑振铎却说：“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默默地躲藏着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但在当时，日本人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郑振铎的行踪。日本外务省设在上海的情报文化机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化情报》期刊上，1938—1940年有3期《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均载有郑振铎的动向。长泽规矩也正是通过《中国文化情报》了解到中国老朋友的去向。1939年之后，日本政府严管中国杂志期刊，一般日本学者无法看到中国出版的期刊。1940年1月，长泽“意外获得好的机会，得以阅读本国学界无从得知的杂志”，他在《书志学》上分享阅读体会时，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郑振铎主编的《文学集林》，摘录了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的大段原文。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在关注着长泽的学术动向。1943年4月6日，离家蛰居已两年的郑振铎在日记中记载，他在上海来薰阁书店“购《善本书影》别卷及《中国书籍解题》各一册，均长泽氏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