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郑振铎与“某方”争夺嘉业堂藏书

　　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所有的日记、信函、工作报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为“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第一次向重庆方面报告着手洽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以甚注意也。”只有配合日方文献，清楚“某方”实即具体的敌伪机关之后，我们才能理解郑振铎为中央图书馆购入嘉业堂藏书，实乃铁蹄底下的一次壮举。

　　嘉业堂是浙江湖州南浔镇实业家刘承幹的私人藏书楼，1924年落成，号称藏书60万卷，为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南浔镇，嘉业堂古籍去向成谜，而最早向外界报导其藏书下落的，恰恰是远在东京的长泽规矩也。长泽特别热心搜集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图书馆和藏书楼的动态信息，《书志学》每期“杂报栏”都会刊载大量与中方图书馆、文献文化动态相关的文章摘要，间中穿插其评论。如1938年3月《书志学》载：“刘氏嘉业堂的书籍大概已经散佚，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古籍可能在上海安全。无锡、常熟等地的藏书全散，南京的国学图书馆与南迁的故宫博物馆一起，恐怕现在运到湖南去了。”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冈井慎吾（九州大学讲师）的关注，他向松崎鹤雄（满铁大连图书馆顾问）打电话咨询，获知松崎氏已委托日军嘉兴地区部队长官的牧次郎少将派军接管了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  

　　得到第一手快报的冈井慎吾迅速写成一篇快报，刊登在同年5月《书志学》上。长泽在《编辑后记》中透露：“其实该堂藏书在战前已经陆续在售，近来《永乐大典》等已被汇总，听说现存某处。”这段文字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4册已于1938年3月被伪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牵线人即松崎鹤雄。该馆馆刊《书香》不仅转载了冈井慎吾的文章，馆长柿沼介还特意加了一句评论：“由于本馆也收藏着嘉业堂旧储的秘籍，此《书志学》的快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心。”从各方报道的时间关系上可以看出，《书志学》虽然只是长泽个人创办的刊物，却与日本涉华书业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起着信息中枢的作用。  

　　松崎鹤雄在帮满铁买下《永乐大典》之后，又觊觎嘉业堂的全部古籍，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没有结果；到了1940年2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也插手其中，所长狩野直喜要求该所驻苏州特派员高仓正三到南浔与上海满铁支所一起查点嘉业堂藏书。大连满铁总部则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谈收购事，这时，日方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不许满铁插手。与此同时，伪北平政府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也通过在华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筹划收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藏书即将散出的消息在古书业界传播开来，前来洽购的“平贾”（北平古书商）计有文禄堂、修绠堂、邃雅斋、修文堂、来薰阁等，其背后还有伪北平、伪满各单位和日本各藏书机构，这些信息基本都掌握在长泽的信息网络之中。  

　　面对各方掠夺者的重重围猎，郑振铎强烈地感受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从而加紧了洽购嘉业堂藏书的步伐。1940年4月2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中说：“恐平贾辈有异图”，“嘉业堂书甚可危”。当时北平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联合上海同文书院，意欲从南浔运出嘉业堂藏书到上海出售。可是，陈济川一抵沪，郑振铎马上找到他，先劝之以私交，开出5000元支票，作为委托陈济川“代我们向北平各小肆收书”的佣金，又动之以大义，“关于嘉业堂事，因关系重大，亦已嘱其暂时不必进行矣”。  

　　“平贾”被郑振铎巧妙支开之后，又冒出燕京大学教授刘诗孙，代表满铁调查部，把满铁大连图书馆之前开出的40万加价至60万。郑振铎向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报告说：“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愿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郑振铎根据形势做出判断认为，在南浔的藏书已被日军严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万难运出，恐怕要牺牲。惟多半为普通书，不甚重要。最重要者，须防其将存沪之善本一并售去”。  

　　无奈之下，郑振铎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依据文献的重要性，郑振铎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已经移藏上海租界的“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者”，即部分宋元本、明清罕见刊本、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第二类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第三类为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第一类与第二类的部分是需要力争的，余下的书籍，既不必争，也留与亲日派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搪塞日方追要，“仍可瞒得过外人耳目，不至惊动外人”。  

　　郑振铎的“两全之计”，出于他不凡的文献学眼光。嘉业堂向来以富藏“宋元珍本”闻名，1929年，刘承幹曾择取162部宋元本编印《嘉业堂善本书影》，向来“侫宋”的古书界最为垂涎的也是这批宋元精版，正如长泽规矩也说：“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而郑振铎在遍览嘉业堂藏书目录之后，却独具慧眼地指出：“明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当他目验刘氏存于上海寓所的珍本之后，更是识破其所藏宋元刊本多为下品，“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伪冒，触目皆是”，遂决定全舍宋元本而取明刊本。因嘉业堂所藏明代政经军事、击剿倭寇等史料文献，有不少可补清人《明史》之疏漏，“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  

　　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为收购嘉业堂藏书事，特地从重庆潜回上海。有了徐氏助阵，郑振铎对自己的两全之计更有信心，二人到刘氏藏书处阅览近半月，从2700余部古籍中“披沙拣金”。当时刘承幹又在编印目录，欲向美国售销，遭到郑振铎的“力加阻止”。1941年4月，文献保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嘉业堂藏书之菁华——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

　　巧的是，1940年冬天，长泽在一本版本学专著中，亦举出10种被嘉业堂认作宋本、实为明本的古籍，并认为《嘉业堂善本书影》“所录书往往有伪本”。郑、徐与长泽在互相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对于外界普遍推崇的嘉业堂宋元珍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