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籍被劫与历难

　　1941年夏天，上海的局面越来越严峻，抢救来的文献必须尽快外迁。郑振铎从中挑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托徐森玉亲自运抵香港，9月再辗转运抵重庆。第二批3200余部善本，则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分为3800多个邮包寄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处，加上叶恭绰在香港所购，装成111箱，均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41年秋，重庆方面决定将这批古籍抢运到驻美国总领事馆。日军进攻香港后，原定赴美的格兰特号轮船未能如期起程。12月28日，日军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批箱子，1942年2月上旬，日军23军调查班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香港大学各单位图书全部搬走。

　　1942年3月之后，日军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书籍陆续运到东京，11月26日，陆军参谋总部将这些“虏获图书”作为战利品，转交文部省。1943年7月24日，文部省将书运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8月23日，文部省发文要求该馆先行整理134箱汉籍、25箱洋书，10月中旬提交3份图书目录。负责馆务的司书官冈田温，从出版业、古书业界紧急招募了一些临时馆员，邀请隐居在叶山的老同学长泽规矩也出山主持整理事务。1944年1月25日，这批中国被劫古籍在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被开箱了。

　　参与整理的馆员对这111个特大木箱十分好奇，因为木箱上还贴着“寄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胡大使收”的封条。但他们对箱内古籍的价值并不看好，认为中方应该早已将珍贵古籍抢运完毕，能运到日本的不过是来不及抢运的乙部罢了。文部省下令整理只是为了日后检索方便，只要求录出作者、书名等基本信息。然而长泽细看之下，认为这批古籍价值殊高，主动要求写成详述行款、各卷纸叶数、纸张样式、补配情况、刻工姓名、藏书题识、藏书印记的版本解题目录。如此一再延误，直到战争结束前夕，长泽等人刚刚完成经部、史部647种的整理工作，还有近3000种古籍来不及整理。  

　　长泽为此撰写的800多页经史古籍解题在战后被束之高阁，直到1970年，汲古书院才将之影印出版，题为《静盦汉籍解题长编》。在没有任何购书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长泽以其20多年目验古本的老辣眼光，一眼看穿这批古籍的非凡来历——艺风堂、嘉业堂、群碧楼。有别于中国一般书目以《千顷堂书目》《四库书目》作为参考，《静盦汉籍解题长编》的三种参考书皆为近代藏书家的版本目录——“缪记”（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刘影”（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邓新目”（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录》）。仅仅依据这三种书目，长泽就摸到了郑振铎的主要购书来源。

　　1944年秋天，美军飞机频繁轰炸东京，帝国图书馆组织疏散图书，向300公里之外的长野县立图书馆疏散了全馆价值最高的13万3千册贵重图书，其中就有2万册中国被劫善本。1945年3月，整批图书又被转移到饭山女子高中的体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