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后日方藏匿行为与中方追索行动

　　日本投降之后，13万贵重图书大部分回到东京，除了2万册中国古籍。这批古籍被偷偷转移到深山老林，出此主意者，正是长泽规矩也。长泽直至晚年始终没有透露自己在这次藏匿古籍行动中的“主事者”角色，导致日本学界对于战时掠夺中国图书之相关研究，多引述长泽的证词，并认为“这一良心的证词对日本国内之后的研究方向造成的影响是显见的”。但是长泽的老同学，帝国图书馆馆长冈田温曾经留下证言：长泽先生忠告我们说：“进驻军一来就要把书拿走呢！就像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一样。到现在为止，帝国图书馆的书都是疏散到长野，这件事肯定会被美军间谍发现，他们一定知道这些书都在长野！”长泽先生说，要把书都运回来！战争一结束，我们先把这批书从长野取回东京，然后将这些书进行再一次疏散。这一次，我们是疏散到伊势原。那是长泽先生介绍的大山山麓的一家寺院。我们非常辛苦地把贵重书又运过去，这是这批书的第二次疏散。帝国图书馆多位馆员均曾提到，正是长泽发起了中国善本的第二次“疏散”。长泽提议的伊势原寺院方案，被文部省认为现场不甚理想而否决，最后选定了寺院西北约5公里处的高部屋村。1945年8月下旬，这2万册刚被接回东京的善本再次被疏散，藏进高部屋村原村长小泽的地窖里。

　　被长泽挑剩的一万多册善本，则被归入“乙部图书”，计划用来应对中方的追索，1944年12月移至帝京博物馆的地下室。但也正是这批被长泽视做“乙部”的古籍，为中方提供了追讨的线索。这得从英军少校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的被劫图书说起。博萨尔既是军官，也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物研究的汉学家，1941年12月他被日军俘虏之后，家中藏书也被抢劫一空。日本投降之后，博萨尔立即写信向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询问其藏书下落，陈君葆“坚信博萨尔的书应当与中央图书馆那111箱珍稀古籍一起，存在于日本某处”，遂建议博萨尔向日本文部省负责接收香港图书的关口教授和田中教授询问。1946年1月10日，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身份抵达东京，他从文部省获得线索后急赴上野帝国图书馆，1月21日，果然在地下室找到他的627册藏书，同时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博萨尔立即通知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这是中方得知被劫善本下落的第一条线索。长泽后来提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团员根据英国人的通报，来信询问我整理的接收图书，并且派人来到馆中察看。”

　　中方得知线索，迅速展开追索行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致电国内云：“一部分目录业经该馆专家整理编目，一部分图书为避免轰炸运往外埠。”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专员刘增华则致电教育部称：“在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查得，该馆所保管者约二万五千册，因空袭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两处情报各有不准确处：前者称图书运往外埠是“为避免轰炸”，实为日方有意藏匿；后者称“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实为二万册。

　　1946年4月8日，李济、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赴帝国图书馆交涉中国被劫善本。4月18日，张凤举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长泽君久别重逢，说话亦颇坦白。”所谓“坦白”，大概就是长泽晚年自述的：“我和冈田馆长一起到位于麻布的驻日代表团，生来有脾气的我，大言壮语地说：‘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话，一定早就化为灰烬了，你们大概应该感谢我们吧！’” 

　　张凤举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与长泽是20多年的老朋友，长泽晚年回忆道：“中国人批评帝国图书馆把图书放置到地下室的做法，村尾副馆长赶紧说明我正在整理这些图书，谁知中国人竟然熟悉我的名字，态度为之一转。究竟为什么呢，后来北京的旧知张凤举来到叶山探访我的时候，才知道原因。”根据张凤举日记，1946年4—6月间，张凤举与长泽至少有5次见面。当时中方要求帝国图书馆在一个月内编成善本详细目录，由长泽实际负责编目，长泽整理文献的高效与负责态度，大概消弭了张氏心中的“敌我界限”，他不仅赠送美国甜点感谢长泽，还照搬日方叙事，告诉郑振铎说：“该馆于东京被轰炸前，曾将其中精华抽出，运往长野、山形两县储藏。又将其次要者运往伊势原地方。而主持其事者，即长泽规矩也君。”张凤举所不知道的是，长泽疏散图书的本来目的是想瞒匿这批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