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郑振铎在索还劫物中的关键作用

　　善本在港被掠的消息，重庆方面是通过1942年6月离港抵桂的港大教授陈寅恪而获知的，但身处上海沦陷区的郑振铎并不知情。他“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一直到1945年11月还在痛心地表示：“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后来还是叶恭绰去信告知书籍已被劫至日本，并请他尽快整理书籍目录：“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  

　　叶恭绰所云目录，是1940年初郑振铎在抢救图书之时即已“分别甲乙，并在目录上详注版本及作者”的文献目录，后来郑振铎按照四部分类载为四卷书目，“善本部分已详加批注版本并录题跋”。由于全部古籍均经郑振铎之手购入，目录亦由郑振铎一人之手抄写，他人皆“未甚详悉”。1941年寄到香港的七批书，每一批皆有相应的“存港书目，诸留备查考”，“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全天下只郑振铎一人掌握着这批古籍的全部目录。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目录，成了中国追索被劫文物行动最重要的依据。  

　　1946年3月，中国政府派遣以朱世明为团长的驻日代表团，赴日追索被掠至日本的中国物资。南京中央图书馆屈万里为此致函郑振铎：“本馆前邮寄香港之图书，已在日本发现。兹因朱世明先生东渡，拟请其携带香港装箱目录，就便查勘，以备收回。”此信专门介绍中央图书馆专员杨全经至郑振铎处，复抄一份寄港图书目录。3月31日，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副组长张凤举带着这份“香港装箱目录”来到东京。  

　　中国代表团追索被劫文物的过程充满艰辛，备受联合国苛刻条款的掣肘：“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正是在这些苛刻条件的限制下，“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十八万余美元。  

　　这批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善本之所以能够完璧归赵，是因为中方在举证方面拥有如下几项有利因素：

　　一是在举证日军劫掠经过以及机关名、部队番号方面，香港大学的陈君葆立了大功。他在日本侵港之后被迫留任冯平山图书馆，目睹这批古籍被日本23军调查班搬离香港的全过程。日本战败之后，陈君葆立即向教育部通报他所掌握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经过，1946年6月，陈君葆通过港英政府向驻东京盟军司令部提交一份英文详细说明。

　　二是详细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等方面，1941年底，叶恭绰带领的香港庚款小组赶在装箱之前，在每本古籍上加盖“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

　　第三，中方不可能逐本查勘帝国图书馆的50万藏书，还是需要向盟军司令部出示中国文物被劫之前的“清单书目”，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劫物清单”。于是郑振铎提供的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的“香港装箱目录”，就成为追讨劫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依据。1946年1月21日，英国博萨尔在帝国图书馆发现被劫图书时，由于他随身带着自己的藏书目录，而日方也有一份经长泽规矩也整理的“Boxer文库目录”，两份书目一对照，日方根本无法抵赖。才过了4天，博萨尔就成功地将书运出上野。  

　　如果没有郑振铎提供的这份“香港装箱目录”，中央图书馆在香港被劫的这批古籍可能遭遇被日方藏匿之后的再度纷失。宫本博在回答盟军总部的相关问询时说：“1942年3月，这批书运出香港时，是有一份目录的。目录由陈君葆和大泷荣一两个人共同制作。”然而从陆军参谋部转到文部省，最后转到帝国图书馆时，这份香港书目已经不见了。至于长泽的说法，则是“原来完全没有目录的接收本”。  

　　另据张凤举信中说：“惟长泽君声明，据彼所闻，书离香港前似有纷失。”将日本疏散藏匿的图书，说成离开香港时丢失，这一点极难查证，不失为一种狡猾的解释。所幸，中方还有郑振铎整理的原始装箱书目，为追索行动提供了明晰的清单、有力的证据，挫败了日方隐藏部分图书的企图，保证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完整回归。1946年6月，先有十箱古籍航运回国，1947年5月，中央图书馆被劫的34970册古籍全部运抵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