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系于国运兴衰的古籍命运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私家藏书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共4万册图书，“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长泽规矩也在中国的七次访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长泽出手阔绰，北平的旧书店往往愿意将宋元刊本售予长泽，长泽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成为珍本带出中国的重要盯防对象，被民国图书馆界密切注意起来”。1930年夏天，长泽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浙江省民政厅曾发文通告全省：“日本人长泽规矩也来浙游历，通饬保护并注意有无夹带军火及测绘地图等。”北平图书馆派出访书专员赵万里一路盯防。就算处在如此严密防范下，长泽还是拿到了世界仅有五本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千金方》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两种。为了防范长泽，中国学者在长泽抵达北京之前，连冷门的戏曲钞本也都尽量搜空，然而长泽还是得手了数百种曲本。可以说，拥有雄厚财力和高超鉴赏力的长泽在与中国学者的“购书斗法”中，保持着不俗的战绩。  

　　1932年之后，虽然长泽未再踏足中国，然而东京学界凡有到中国访书者，出发前必向长泽请教。“七七事变”之后，长泽时刻关注嘉业堂、北平图书馆等藏书动态，也跟踪记录着郑振铎、徐森玉等中国同行的动态。郑振铎留守“孤岛”的动机，许多中国同行都不了解，但长泽是清楚的。当他读到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时，还羡慕地评论郑氏“所得书皆为珍本”。  

　　抗战期间，为了给国家收书，向以“书痴”闻名的郑振铎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购入古籍之后，郑振铎在各书箱中均夹入多量樟脑等辟虫物，每种古籍“并用透明纸及牛皮纸包扎”，以防水湿。古籍寄存香港之时，郑振铎多次向中央图书馆写信请求尽快运出香港，因港地潮湿多白蚁，不利于古籍保存，“中多孤本精椠，若有疏虞，百身莫赎”。后来在香港装箱启运美国之前，所有古籍都用油皮纸包裹以防止水浸，然后放入铅板二重包装的大木箱中。而这批被郑振铎视为珍宝的古籍被劫至东京之后，却被长泽为首的日本专家“粗暴对待”——其中2万册菁华图书一年之内经历了4趟长途搬运，其余1万多册则“被积压在一个潮湿而封闭的地下室房间内，它们已被长期曝露于外并且受损严重”。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的问题，虽在郑振铎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得到部分遏止，但是毕竟国力有限，国家可供调用的资金不足，而日寇、汉奸及美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却能一掷千金进行掠夺性抢购。郑振铎“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作为攫取中国古籍的“常胜将军”，长泽规矩也虽未有亲身参加战争时期的图书掠夺，却在劫掠图书的过程中充当了“主事者”和“谋划者”的角色，他在受命整理这批劫获文献时，表现出罕见的积极，冈田温说：“当长泽君从结实的木箱里一本本地取出善本时，他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废寝忘食地为我们整理图书。”  

　　在1944年8月盟军日夜轰炸东京的情况下，长泽特地让冈田温去说服帝国图书馆馆长，挑出其中的珍贵史籍，面向东洋史研究者举办“明代史料展观”。考虑到这批史料的“掠夺”性质，帝国图书馆认为还是内部展示为好，因此只邀请了30余位东洋史学者观展，之后又开了一个“明代资料恳谈会”，观展学者就这些中国古籍畅谈明代史研究的新进路。对于长泽此举，冈田温认为：“恐怕他已经预见了日本的学者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这些贵重的资料吧。”对中国古籍的强烈“占有欲”，使长泽很难接受日本战败之后古籍必须返还中国的现实，他积极谋划藏匿这批图书。当确认这批图书必须全部返还中国之时，“长泽君表现出来十分的垂头丧气，让旁人看着可怜他”。  

　　“日本战败后的长泽君，整个人全变了。他年轻时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已经褪色，回归到一个完全日本趣味的日本人”。不仅如此，长泽将他战前和战时收购的中国古籍全部出售，先将有插图的珍本高价卖给村口书店，1951年、1961年又将所藏戏曲小说高价出售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据悉花费该所两个年度的科学研究费。  

　　与长泽相反，郑振铎在得知国家的图书被劫时，内心充满自责：“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压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但是对于自己的藏书，郑振铎从来未曾借以牟利。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访时不幸飞机失事，他去世之后，家人将其9400多册珍贵藏书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回顾郑振铎与长泽规矩也之间这场未曾谋面的文献争夺，其胜负结局，虽然与两人的性格、才华、志向和处事方式密切相关，但最终还是系于国运兴衰与国力强弱。当日本国力强盛时，日本人一掷千金，用尽手段巧取豪夺，郑振铎曾在多篇文章中感慨：“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文献的流出也逐渐转为流入。2013年，北京大学斥资1亿多人民币购买日本大仓集古馆藏书，为中国首次大量回购海外中国典籍。而所谓大仓集古馆，正是1928—1932年长泽规矩也在北京期间代为鉴定和收购古籍的“大仓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