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开辟了光明前景。

　　回顾40年的历程，中国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在开辟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入解析，涉及很多内容。限于篇幅，本文梳理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是时代大势、人民意愿、中国需要、历史经验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最直接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是由一大堆难题逼出来的。用现在的语言，就是问题导向。

　　“文革”结束后，一系列冤假错案浮出水面。大批老干部要求平反。其他遭受冤屈的人们也纷纷写信、上访、找人，请求落实政策。对此，一个勇于修正错误的党，怎能不理不睬？

　　从人民生活来说，广大老百姓希望尽快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改变长期缺吃少穿的局面。对此，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怎能无动于衷？

　　大乱之后的国家，迫切需要大治，但是无论国家机关还是企业事业单位，处处有禁锢，效率都很低。很多领导干部对此十分不满。

　　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必须大刀阔斧调整政策，就必须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发扬民主、建设法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体制机制问题。因此，百废待兴，百业待兴，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进行改革开放。

　　面对这些问题，恰恰是有几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一辈革命家，深谙当时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也正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正是现实面临的问题逼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也逼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

　　“文革”结束后，上千万知识青年回城，光靠国营、集体企业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为了解决这样一大批人的就业、吃饭问题，除了调整和放宽政策，别无他法。

　　于是，1979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报告，允许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等个体手工劳动，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并下发《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提出要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摒弃“统包统配”方式，实际上把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提了出来。

　　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一规定意味着正式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从而使个体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怎样来的？说到底，首先是为了解决活命问题、生存问题而来的。这是一条最简单的逻辑。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道路的一个重大特色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层面来说，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

　　改革开放需要回答和解决许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改革开放，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中国道路，也正是在回答这个最基本问题中开拓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现实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面向未来，要破解新的各种难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人民意愿

　　改革是为了人民，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改革开放的道理千头万绪，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尊崇人民意愿：人民想吃饭，就让人民吃饭；人民想种地，就让人民种地；人民想进城，就让人民进城；人民想做买卖，就让人民做买卖。

　　改革开放、中国道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回归常识，最重要的，就是尊崇人民意愿。

　　为了生存，不少地方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曾经尝试过“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很快就被当作“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之初，同样是为了活命、生存，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又开始了冒险尝试。

　　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状”上写的是：“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为什么农民想自己种地救自己的命，居然还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呢？这种与人民意愿相悖的政策，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因此，当安徽的大包干出现后，万里主政的安徽省委没有像过去那样马上禁止，也没有匆忙作出结论，而是先派人去实地调查。这使农民的大包干做法受到保护，也鼓励了广大农民改变生产管理方式的尝试。

　　实践显示了成效。党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工夫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几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希望寻求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于是，凭借一技之长，他们跨县出省，大量走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从事修鞋、弹棉花、做服装、配眼镜等工作，后来发展到自己开商店、办公司、做产业、搞金融等。浙江农民形成号称“二百万”的“浙军”，接着又有“川军”出川，“湘军”离湘，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民工潮”。到春节，农民工大批回乡过节，又形成世界无双的返乡过节大军。

　　农民工的出现，是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实践证明了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贡献，充分肯定了广大农民及至广大人民自由选择工作、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权利。

　　40年来，改革开放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是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的结果，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只有尊崇人民意愿，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中国道路才能开辟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人民意愿和党的领导的统一，成为中国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思想

　　人民意愿是常识，但常识不一定都能得到认可和实现。因为长期以来，很多基本的常识被非常识的所谓大道理遮蔽和禁锢了。所以，要改革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就是解放思想。

　　“文革”结束后，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高考就不能恢复，学校就不能正常办学，知识分子就仍然是“臭老九”，人民就还要靠各种票证过日子，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只能永远当农民，“文革”就还要再搞多次……如此下去，中国还有救吗？

　　所以，不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中国就只能死路一条。党中央一再讲，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道理就在这里。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解放思想的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

　　1977年10月，800多名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走进中央党校，集中讨论“文革”以来党的历史。讨论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是按领袖批示为标准，还是以实践成效为标准？

　　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指导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公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80年2月，邓小平明确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1982年9月，十二大将思想路线写进了党章，指出：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需要解放思想。

　　1984年，福建一批厂长经理给省委书记写信，呼吁为国营企业“松绑”，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松绑”。松什么绑？“松”传统的高度集中体制之“绑”，“松”传统的各种僵化观念之“绑”。

　　时隔30年，到2014年，福建30位企业家又致信习近平总书记，以《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题提出建言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特别提到当年“松绑”的呼吁，表示“对此印象犹深”。

　　所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和国家一再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前进，实际上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旧的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也就是“松绑”“搞活”的过程。

　　当然，所谓“松绑”，不是要松宪法法律、党章党规之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40年来，正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有了拨乱反正的成就，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推进，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才有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才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