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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恢复到教育强国

——40年教育时光故事里的政协力量

发布时间:2018-12-19  来源: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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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记:时代挑战恰见英雄本色

  高考自1977年恢复以来,一直处在因应社会需要的变革中。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这场改革目前还在进行中,挑战也依然巨大,但就改革本身的设计而言,高考所承载的功能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直接承担改变学子命运的选拔性功能,将演进到为每个人提供其适合的高等教育学习机会,从而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高考恢复40年来,我国始终把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实现了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把一个近14亿的人口大国变成了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而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征程中,在从物质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深刻变革中,从钱到人,从体制革新到制度创新再到观念更新,各级政协和政协委员从未缺位。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翻阅自己于2002年12月29日的一段文字,仍觉真切。“社会发展中总会有问题,可贵的是,一批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有识之士——他们敢于正视问题,他们的热情永不泯灭,他们的付出常常并不考虑一己之利、个人安危。”

  上月初,北京华美的秋天里,笔者在不同场合偶遇了文中提到的沈士团和吴昌顺两位老人,他们已年逾古稀,看起来和普通老人没有二致,想必很多人不曾听说过他们曾经的参政故事,但笔者知道,在推动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在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故事里有他们曾经的努力。

  故事里提到的这些人,都曾是教育事业的受益者,亦是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的直接推动者,如当年高考恢复改变了国家、民族和每个个体的命运一样,我们的整个民族和国家,乃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将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受益。篇幅所限,记者没有办法记录更多。但,对40年时光里教育发展脉络和几段故事的梳理回忆已经足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力量和启示:发展中的问题还需要以推动发展的思维来解决,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相信,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教育依然会面临新的挑战,而这挑战恰成为弄潮儿的时代舞台,在他们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中,我们恰可窥见其英雄本色。(贺春兰)

  故事:40年教育时光故事里的政协力量

(一)

  “作为78级大学生,跨入新时代的门槛,我庆幸、感奋、感慨万千。恢复高考是国家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管培俊是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历史性决策的直接受益者,40年之后,管培俊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而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是这次伟大决策的受益者。他在那一年考上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后来一路读到博士。如他们一样,今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很多人自述自己的命运曾经因为1977年而改变。

  1977年注定成为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高考恢复,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打开了人才上升的通道,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而之后的1985年,中央则出台了一个令教育人记忆犹新的决策———《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国家要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决定》强调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等等。

  从恢复高考到《决定》出台,我国教育事业恢复重建的大幕徐徐拉开,而挑战也异常严峻。但想必1977年高考的幸运儿们没有想到的是,数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机会登上全国两会平台,沿着1977年和1985年两次重大事件开辟的时代足印,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教育投入严重缺乏。为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承诺却成为全国政协教育界持续19年跨越数届牵动众多委员关注的长久牵挂。

  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沈士团为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一呼10年,被媒体誉为“4%专业户”。而其实,沈士团只是这一呼吁的接棒者,在他之前,鼎力牵头直呼的则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浒委员。委员们就这样,一棒接一棒奋力疾呼。

  在整个教育缺钱的背景下,义务教育的实现也面临挑战。2002年6月24日,全国政协九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4个议题,300余位全国政协常委中的100多人选择了义务教育专题。在这次会议上,记者邂逅了时年已经80岁的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他对笔者说,“我要拍部电影,为中国教育说话。”答应出演这部片子主角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陈道明在谈论这部电影时说:“绝不拍应景之作,为教育、为百姓说话是我唯一的初衷。”而那一年,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第五中学原校长吴昌顺则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义务教育疾呼,短短的8分钟发言中,被9次掌声打断,“人口-教育=沉重的包袱;人口+教育=丰富的资源。”而当时还是苏州市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则利用自己为政为学的一切机会就相关问题展开调研,从陕西定边到山西长治,从问题发现写到理性思考。

  谢晋委员于2008年故去,电影成为大导演平生未了的遗憾。而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则足可以令谢导安慰。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采取分步走的战略,从2001年农村教育两免一补开始,至谢导故去的2008年秋季学期,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上学不花钱成为现实。

  而委员们牵挂19年之久的“4%问题”也得到解决。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首次突破了4%,并一直持续至今。全国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亦有了制度保障。

(三)

  教育优先发展,教师为基。然而,十年浩劫却让教师尊严扫地。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叶圣陶、雷洁琼等17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提案中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1985年9月10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而记者则见证了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44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治理教师工资拖欠的历史性镜头。那次会议上,来自湖北、湖南、重庆、四川、江苏、辽宁等地的委员们从四面八方带来的信息印证了一个事实,科教兴国基础力量动摇,工资拖欠致中小学教师无心教坛。之后,小组讨论会上所有在座44位委员的一件为治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的联名提案诞生。“师资牵涉国之大计,问题不容回避。”庞丽娟,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先是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同样是高考恢复的受益者之一,如同她的民进前辈一样,也是教师问题的持续的关注者,她特别撰文在本报呼吁,“确立教师公务员地位,落实相关待遇和保障!”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意见》将教育和教师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也全面系统地回应了全国政协委员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教师问题。

(四)

  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何东昌的回忆录中可见这样的记录,“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5年。在适龄儿童、青少年中,只有10%左右的人能上幼儿园,60%的能上初中,20%的能上高中,1%的能上大学。”父母希望孩子有学上,国家则需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而40年过去,教育之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仅仅就高等教育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在5%左右徘徊。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计划,2002年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高,在2016年达到42.7%。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或超过50%。自此,大学梦不再遥不可及。

  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均衡发展;从体制机制创新到观念革新,时代在发展,如今,我国已然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而委员们对问题的关注依然在继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大会上,关于双一流建设,关于教育扶贫、关于学前教育师资、关于大国公民的核心素养等等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如今,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均衡和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战略更成为委员们的关注重点。

  纵观40年的教育时光,委员参政面对的时代挑战不同,回应也不同,但背后一个恒久的基调是,推动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基。(郭帅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贺春兰     责任编辑:杨宗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