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第三条道路”最终失败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重大转折。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45年的旧政协会议制定的和平建国方案较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但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7月蒋介石又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的领袖们深刻反省：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四

　　争取民主自由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价值追求。

　　民主党派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民主”思想。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是民主，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国民党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而且动辄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千方百计予以瓦解。

　　共产党以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将民主党派作为同盟者，真心帮助民主党派走出困境，推动帮助或直接指导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在政治原则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访谈、聚会、座谈、祝寿,以宣言和声明等互相声援，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援。在旧政协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在这种合作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诲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经常接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1941年，以一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立，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1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联合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