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译作是他灵魂的小影。灵魂的小影便是一种和谐。

　　书斋生活

　　自1933年从上海美专辞职后，足不出户、闭门译书是傅雷生活的常态。事实上，解放后，清华大学校长吴晗曾通过钱钟书夫妇邀请傅雷留下教授法语，傅雷推诿说自己只想教美术史拒绝了。他宁可靠自己翻译书的稿费生活，做一个独立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选择都很不寻常。这也使得解放后的上海文化界，傅雷成了仅有的两个不要国家养活的人之一，另一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巴金。

　　杨绛在回忆傅雷的文章中说：“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

　　在书斋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两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雷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年累月地笔耕，困倦时在烟斗里装上板烟。

　　据在傅雷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晚上7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傅雷的一生为什么会走上翻译的道路？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论及这一话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与傅雷同时代的人相比，多数人只把翻译看成是人生和学术生涯中的点点浪花，很少有人会以翻译为终身的依托，更不会以翻译作为生计的来源，而傅雷却选择了翻译，并为此掀起了滔滔的巨浪，犹如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江声浩荡”，其声势直到现在依然磅礴撼人。

　　傅雷最早从事翻译是刚到法国求学的时候，翻译的目的单单是为了学习外文。他翻译了梅里美和都德的几个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去投稿，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翻译家。他有意识地从事翻译活动始于1929年夏天第二次游历日内瓦湖期间。这次游览，他住在一个名叫圣扬乔尔夫的村庄。在到那里之前，他就看过与这一胜地有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当时就认定这是“文学上绝对成功的作品”。傅雷在饱览这里的山水风光之余，译完了这篇作品，第二年刊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上，这是傅雷首次发表的译作。也许是因为傅雷的翻译是从日内瓦湖起步的缘故，在他一生的译作中都能感觉到水的存在，那么流畅、清澈。

　　回到巴黎之后，傅雷立即投入到《艺术哲学》的试译工作。在《译者牟言》中，他解释了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自外而内的，断没有外表的原因尚未明了而能直探事物之核心的事。中国的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思想上的粮食和补品”。而这补品中最有力的一剂就是“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

　　然而，傅雷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个思想家的清晰头脑。他信仰科学，但是也对把“科学”奉为神明抱有怀疑态度。因为把科学奉为神明的态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这显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翻译家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独立思想。翻译《艺术哲学》的时候，傅雷年仅21岁，那时的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文化山峰从事西学的译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