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形似重神似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40岁到60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塾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谢天振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常常折服于傅雷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提出来的。围绕“案本”思想的是“文”与“质”的争论；到了“五四”以后，“文质之争”以“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形式出现。“求信”即清末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度曾是普遍的公认的标准。“神似”和“化境”说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傅雷是“神似”的代言人，钱钟书是“化境”的倡导者。

　　傅雷最为人熟知的译论，即为“重神似不重形似”，这是他在1951年于《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提出的主张。其实，早在1934年编纂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第八讲“米开朗琪罗（下）”之中，已可见端倪。文中谈到米氏对美的观念与众不同，他“要抓住传统，撷取传统中最深奥的意义，把自己的内心生活去体验，再在雕塑上唱出他的《神曲》。……他从来不愿在他的艺术品中掺入些什么肖像的成分，他只要雕像中有伟人的气息”。要“气息”而不要肖像，可以说是“重神似不重形似”的最佳诠释了。

　　谢天振认为，在翻译美学思想上，傅雷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大。他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从使用“神似”的字眼来看，可以看出古代诗评家严沧浪、王渔洋等人的痕迹和顾恺之、苏东坡诗论画的影响。

　　“傅雷的艺术观与翻译观其实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金圣华说，在《傅雷全集》第十八卷有一段傅雷谈艺术的文字，虽是谈艺术，却把翻译中的“神”与“形”，把重现原著神髓的活译与拘泥于字面意义的死译两者之间的区别，阐释得清清楚楚。

　　傅雷意识到，在文字“距离”的背后，实质上是“民族思想方式”的差异。“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这两种心智很难彼此融合交流。”因此，他认为，译者应该力求找到心智相通的作家，翻译内容熟悉的作品，才能曲传原作的微妙。所以，“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和熟悉的作品之后，傅雷要求理解原作，“化为我有”。“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傅雷说，译者只有深入原作者的时代背景，体验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才能超越文化、心理、时空等障碍，和作者实现心灵的契合，把他的心曲说给读者听。

　　在谢天振看来，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暗含的实际是“神形兼重”，只不过二者不可得兼之时，有先有后。他所谓的“神”既指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又指字句声色里蕴含的“神韵”。神是“意在言外却又无处不在的神思和气度”。这样反过来对译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傅雷说，“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是不适合成为译者的。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而艺术修养，除了天赋之外，还要有后天辛勤的培养和耕耘。

　　对自己的译文，傅雷从未满意过，一改再改。“愈来愈觉得肠子枯索已极，文句都有些公式化，色彩不够变化，用字也不够广”“仍嫌古雅不够，18世纪风格传达不出”，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常出现在傅雷的笔端。不仅如此，他还写评论、序言、索引、注解等多种方式，以便读者充分地理解原作。“如果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傅雷的译著，注解特别多。”谢天振说，正是凭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傅雷才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译本，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在文学翻译界，卓然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