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说出自己过春节的情况有点难为情，因为讲出来会让人笑话。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颠沛流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谈什么过年！人家过年有鱼肉，俺家过年吃红薯，能吃上素馅扁食（即饺子，我们家乡称水饺为扁食）那还是邻居送的。不过，老一辈总是给我们讲一个道理：“生活简单化，学识复杂化”，还叫我背诵“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这种思想扎下了根，成了我的座右铭。几十年来我的春节总是过得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大为改善，我和老伴两人还是坚持不为过年所累，有几个菜就可以了，营养足够了。贵重食品不一定营养好，营养好的不一定对我好。

　　值得一提的春节，一个是1977年元月初。节前我被上海派到北京《红旗》杂志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文章没出来，春节不能回家。节前《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邢方群来慰问我们外地的作者。节日那天，又用大巴士送上海、山东、广东以及《思想战线》的一部分同志去西山游玩。有的爬到山腰就爬不动了，我与三四位学者坚持爬到了顶峰“鬼见愁”。最后十来米是标准的四肢着地爬的，不是广义的“爬”。在鬼见愁鸟瞰四方大地，心旷神怡。在鬼见愁，我们人见了大喜。那时没电脑，文章是写在方格子稿纸上的。我们文人被戏称为“爬格子的”。在鬼见愁，外冷内热，我们几个人议论开来，自豪地说我们实现了爬山与爬格子的统一，决心回去用爬山的精神继续爬格子。

　　再一个值得一提的春节，是1978年的春节。这时我借调在上海市委大批判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是从海军总部过来的，家属在北京，他几乎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来我们组里，既谈天又谈工作。春节前，他和我们组长王树人都给大家拜了早年，并说，节日期间就不互拜了。不料，大年初二一大早王树人登门了。他一进来，就拱手讲：“拜年！拜年！”我奇怪了，连忙说：“不是讲不拜了吗？节前不是都互相拜过了吗？”待人一贯和气的王树人脸红了。他对我老婆说：“我是来向小张（我老婆姓张）道歉的，有任务，我得马上把小邓带走。”什么任务也没说。那时军事化的味道还很浓，保密意识很强。我妻子，包括我女儿就恋恋不舍地把我交给王树人了。路上老王低声对我说：“节后中宣部长张平化要在上海召开华东片六省一市宣传部长会议，要车文仪重点发言。车文仪的提纲有了，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由我们组写，后半部分由出版系统大批判组长张默组织撰写。时间很紧，得马上动手……”由于我们不是捷才，写得比较慢，到张平化来上海时，我们两个组才交卷。车文仪看了很满意，略加改动就打印了。到部长会议开始时，按议程由车文仪首先发言，他讲了没几句，张平化和六省一市的部长便插话表示赞同。车文仪一听赞扬声，立即说：“我这发言稿是由今天列席会议的王树人和张默两位写的。下面接下去是不是就由他们两位来替我讲吧！”张平化称赞车文仪的大度，同意由王、章代讲。讲后，张平化便像王树人年初二把我带出去一样，把王、章带到中宣部任要职。以上就是我记得起的春节。

　　我1981年先在中国第一个恢复社会学系的复旦大学分校开课。迄今36年。师生关系一直都不错。有位学生不赞成我讲课中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逻辑推理很顺当，我给他打了高分，为学生所佩服。这位学生后来在上海财大当所长，现已退休。师生之间教学相长，感情融洽，学生过春节总是忘不了我，但我不让他们登门，怕他们太花时间，我要求他们用现代方式拜年。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每年都会打电话、打国际长途，发伊妹儿，有的还写诗词祝贺。近年来又用微信来拜年。我不会用微信，但我75岁的老伴会用，学生就把拜年要说的话发给她，她再转告我。大家开心里咯来，一言难尽。尤其是初一，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呢？二十多年来每年都写贺年信发给他们。由于学生太多，我就请在沪的学生帮我转发。可不，今年春年的拜年活动早在几天就开始了。就在我发出初稿，发现有错字，修改后再发期间，就看到学生来拜年的email了。

　　开心里咯来！嗨！开心里咯来！春节成了我们师生共同的开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