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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进情缘

发布时间:2019-01-14  来源:《开明之路——浙江民进发展变化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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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83年,省级机构班子调整,省里决定要我担任浙江省文化厅兼省文物局的行政领导工作。当时王家扬同志来找我谈话。可是,我是教书的,我的父亲、祖父,还有曾祖父都是教师,因此我喜欢教书,觉得自己不适合搞行政工作。随后,省里的任命文件下来了,好几个省领导找我谈话,我心里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不过,我的工资关系依然保留在学校,我继续教书上课,并且带研究生。我在省文化厅和文物局工作,既不拿工资,也不拿奖金,是一个义务兵。

  省里关于文化厅领导班子的任命文件,当时引起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的关注,从文件上可以看出,我不是文化厅的党组成员。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看到这点后,才发现我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我是因为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才被吸收入文化厅领导班子的,但其实当时我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于是,好几个民主党派来做我的工作,想吸收我加入他们的党派。

  我当时并不想参加民主党派。一方面,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我对民主党派的情况也不太了解。那时,做我工作做得最多的党派就数民进了。浙江民进的同志非常热情,郭锦春、徐云锦,还有杨松森,他们前后一共来找了我八次。当时,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副主委李天助先生因为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一定要我去看望他。在病床前,整整两个小时,李天助先生握着我的手不放开,希望我能够参加民进这个组织。看着病床上的李天助先生,我实在不好意思不答应,于是就比较委婉地和他说:“李伯伯,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当时的我虽然不是民进会员,但是和李天助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之前我的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都和李天助先生相识,我也一直尊称他李伯伯,他对我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文革”期间,李天助先生被批斗时,有的人对他避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而我一直对他很好,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常亲近。

  正是因为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我开始思考,民主党派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对我而言,加入一个党派,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因此我想去了解一些关于民主党派的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杭大历史系邱钱牧。

  邱钱牧是我的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政党史,是当时《中国民主党派史》一书的主编。我本人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我的方向是史前史和人类学,因此我要向我的学生请教。邱钱牧把党派的情况一一给我作了介绍,使我对民主党派有了一定的了解。听完他的介绍,我觉得以文化教育为主界别的民进很不错,对我比较合适。更深入地,我了解到在民进这个组织中,第一任主席是我非常崇敬的马叙伦先生,还有周建人、叶圣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谢冰心、傅雷、郑振铎、顾颉刚、蔡尚思、李平心、吴贻芳、雷洁琼等许多文化界的杰出人士。还有我所在学校的老师——翻译《小妇人》的郑晓沧先生、给我教授《文字学》的任铭善先生,他们也是浙江民进的会员。这么多优秀的学者,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这个组织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创建于1945年的党派组织,缘起于文人学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难背景下的挺身而出。他们凭借爱国之心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实在让我敬佩。在如此优秀的组织和杰出的民进会员的感召下,最终我做出了加入民进的决定。

  我的入会介绍人是李天助先生和杨松森先生,批准入会的时间是1983年11月1日。我后来知道,我是浙江民进的第1001个会员。

作者:毛昭晰   整理  杨铮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