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视省委会的班子建设外，我们对地方领导班子的建设也很关注。想要把地方组织建设好，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是个喜欢坐在办公室的人，因此经常下到各个市级组织，向市级组织的同志学习、求教，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做主委的头几年，我几乎跑遍了下面的所有市级组织，有时和吴畏、邱镕钧同志一起，一次次地下去进行调查研究或进行座谈讨论。有一年冬天前往湖州，突然下起了大雪，雪大到我只能下车去给司机蒋师傅探路，探一段开一段。车子下午1点半从杭州出发，直到晚上7点半才到达湖州。一到湖州后也没来得及休息，就和湖州的同志们一起开会，座谈讨论班子建设的问题，等到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连我住的招待所都关门了，只能敲门让值班的管理员起床替我们开门。还有一年，当时我摔坏了腰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听说绍兴民进第二天开代表大会，老的班子成员仅剩一个保留，而班子主要成员候选人问题还有很多困难。我躺在病床上很不安，打电话到绍兴，希望能延迟召开代表大会，为继续物色合适的候选人争取时间。随后，腰伤还没痊愈的我，和邱镕钧同志到绍兴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努力为绍兴民进班子物色寻找合适的人选。

　　经过努力，各市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在我任主委的那几年有了很大的改观，也物色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负责人，为之后浙江民进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像湖州的缪鸿康，在他做主委的那几年，湖州民进的工作很有起色，班子非常团结；像绍兴的杨明志，把绍兴民进的工作水平提升到了新的台阶；杭州的孙鸿垣，以及后来的卜昭晖，都是非常优秀尽职的地方领导人；此外还有温州的谢惊春，宁波的陈守义等等。虽然做这些工作非常辛苦，有时也要敢于下决心，承担很大责任，但我一直认为，一个党派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领导班子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到民进后，和民进省委会的同志一起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我认为在组织建设中，要重视和发挥老同志的作用，这也是我关注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如今民进很多成就和业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老同志之前做出的贡献和打下的基础，因此尊重老同志，努力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现今很多老同志，虽然退休了，但依然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并且对民进的各项工作非常关心。因此我建议，每年重阳前后，邀请民进浙江省委会的老领导聚一聚，喝一杯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除了老领导外，每年也应该安排机关退休的老同志，聚一聚，聊一聊。虽然只是一杯清茶的座谈会，却意味着我们没有忘记老同志，我们愿意倾听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很多情况下，老同志也往往具有更高更全面的视角，有更丰富的经验，帮助我们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上届开始，由盛昌黎老主委提议，省委会开始邀请地方的老主委们每五年中至少有一次到杭州参加一次座谈，这也是非常好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会为我们省委会和地方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带来帮助，也会将“爱满民进”的优良传统不断延续下去，更进一步促进会内的团结友爱。

　　民主党派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对于省级民主党派而言，省委统战部就是娘家，因此我经常上“娘家”去汇报情况、请示沟通，当时统战部前后任的耿典华、李青部长，崔云溪、崔成信、步柏俦副部长等，都给予了我个人，给予了民进组织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提出意见，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党对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关心。两位崔部长，虽然都早已过世了，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他们。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当现在已经85岁高龄的我回过头去看那些岁月时光时，很感慨“民进”在这其中占有了重要的份额。民进最初对我的信任，我加入民进以后感到的温暖，以及我在民进的工作，都源于这个大家庭的爱。在民进中央，我也深深感受着这份关怀和爱护，不仅是雷洁琼、许嘉璐这样的民进中央主席，还有叶至善、陈舜礼、葛志成、楚庄、郑芳龙、毛启邠等许多民进中央的领导和民进中央机关的工作同志，对浙江民进的工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怀，使我十分感动。199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同志就接受了我的邀请，不顾年岁已高，亲自来余姚参加了开馆仪式。对于一个小小的地方博物馆而言，能邀请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人和有名气的学者，实在是非常难得，足以体现出她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也一直以“雷妈妈”来尊称她，和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