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起来”需要深入挖掘

　　文化带建设，摸清家底至关重要。这是委员、专家们的一致看法。

　　从北京起，沿运河南下，到天津、河北，委员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感受着千年古运河的今日风貌。通过与各地相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调研组了解到，申遗成功后，通过调研调查，京津冀三地对于大运河遗产资源已经进一步摸清，并建立了相应的保护规划。

　　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发展规划处调研员陆文捷表示，通过对京津冀地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实地探访，发现三地对大运河沿线文物遗存、非物质文化、水工文化、特色地域文化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对大运河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水利遗产也有了整体概念上的把握。

　　这些变化委员专家们看在眼里，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部分委员、专家认为，自2006年起，国家文物部门已布置大运河沿线全线的文物普查与考古调研，并在35个运河城市全部编制了市级运河保护规划，对物质文化资源的调查、价值的梳理已经全部完成。

　　“光靠地表的遗产遗迹来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远远不够的，考古工作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以江苏为例，扬州、无锡、淮安等地，都通过考古挖掘出了重要的文化成就。”他认为，应当将建设资金用于遗产挖掘、博物馆建设和展览以及文物保护上，而非打造所谓的“运河旁风情小镇”。

　　“但在此次调研中发现，牵头实施部门并没有深入挖掘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反而花很大精力在景观绿化方面，舍本逐末。”张谨说。

　　中国美术学院城乡统筹综合研究院院长曹增杰对此表示赞同，他在北京市通州区考察大运河森林公园时就感到，整个公园缺乏大树、古树，也没有体现出大运河的文化概念，俨然一片防护林而非森林公园。

　　“我感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活化文化，诸如习俗和习惯等的挖掘还不够，相应的计划和考虑较少。”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认为，这些日久天长、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恰恰是与人们生活、包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容易融入到现实发展中去的东西。

　　“比如衡水的面条。”他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特产——龙凤贡面为例，其因条圆空心、细如龙须而得名。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初巡江南，途径郑家渡口，见此地涟漪映带、帆樯相接，极为繁荣昌盛，遂下令停泊。时值正午，在驿站品尝龙凤挂面后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亲笔御封为“上用龙须凤尾贡面”，成为一段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佳话。

　　乾隆皇帝南巡自然是沿大运河而行，故城县龙凤贡面的来历也正是大运河沿线的一则民俗故事。“要善于听当地人，尤其是老年人讲故事，挖掘与运河有关的故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委员建议，“包括与运河文化相关的习惯，诸如艺术习尚、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社会习惯等等，需要通过民俗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和挖掘。”

　　委员、专家们希望通过模型复原、数字仿真等技术，运用博物馆、展陈馆、出版物等传统媒介及网络等新媒体，科学普及大运河所蕴含的水利技术、文物遗迹、民俗非遗等文化，提高社会影响力，并和文旅项目结合，将文化遗产遗址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联系起来，充实文旅项目内容、打造新景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河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做到“三好”，“统筹”是关键。这需要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加强协调，工程内部战略规划、资源分配、组织实施也要搞好衔接。各地要立足当地、面向全局，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做到“走路两条腿，建设一盘棋”。

　　“各自为政、数据分割、政策分割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丁元竹委员说。各个河段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尤其是中央政府需要统一协调，分类统筹，处理好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

　　民进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党派提案人）万金红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运河目前尚无统一的管理机构。“大运河不论从概念还是价值上来讲都是一个整体，但目前对其的管理和使用都是分段的。”他说，大运河的管理分属于水利、文物、航道、旅游等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又有行政区划的界限，即使在水利系统，仍有流域机构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区分。

　　而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文物法的部分原则和规定不适用于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2012年，文化部颁布实施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规定“近代以来兴建的大运河水工设施，凡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突出价值的”也属于大运河遗产，并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发展所涉及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进行了协调，但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亟须建立原则一致、层次分明、界限清晰、职责明确、协调统一的适用于大运河保护和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万金红说。

　　对此，他建议在当前管理体制下创新工作机制，在水利、文物、航道等不同部门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逐步建立高效、便捷的协调机制并形成制度，加强不同行业间行政审批、行业规范或标准等的协调和对接，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借鉴，为大运河的保护和发展在实施层面扫清障碍。通过多途径、多角度的宣传、展示，增加公众对大运河水利遗产价值和特点的认知，创新机制，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决策，使文化遗产能够真正惠及民众。

　　丁元竹委员进一步建议，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体制机制，集成现有各省市、各层级、各部门的文化文艺子平台，从顶层设计开发全大运河文化带的统一文化供需平台，创新文化服务供给，实现文化服务精准化。同时，考虑统筹全流域的文化数据的内容与标准，实现全部数据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数据共享、交换与公开。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副主委、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认为，大数据不是建设一个更大的硬盘和服务器系统，而是把现有的数据平台互联起来，形成一个在线的巨型数据系统和运算体系。这其中涉及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建立各个部门、地区、行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的机制，以及信息安全制度。

　　“运河文化在各省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通过大数据治理，可以避免千篇一律，有利于发挥和体现各地区的优势和特长，实现运河文化建设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实现千年大计。”丁元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