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解问题的依据

　　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不可分。从理念来看，尽管协商民主是西方国家学者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并发展的，但我国对协商政治的实践探索要远远早于西方国家：“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就蕴含着协商，“五一口号”标志着现代中国对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新政协更是民主协商的论坛。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其成立之初就一个职能——政治协商，在协商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协商民主贯穿于人民政协履职全过程，也贯穿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的全过程。从价值理念来看，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在追求平等性、包容性、规范性、共识性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方面高度契合。因此，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考量和谋划政治协商。

　　1.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关键在于凸显和展现政治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包含三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位一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但党的领导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大前提，却不是最具中国辨识度的标签和元素，因为实行一党制的国家也强调党的领导，只不过没有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实际上，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党的领导是通过协商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协商特别是政党协商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而通过政治协商，一方面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所接受，另一方面使党能够广泛听取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与此同时，几个政党之间的合作现在也在世界各国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文化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党际合作（联合执政）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屡见不鲜。如：2010年后的英国两党联合执政；2013年7月21日，日本执政联盟参院选举获胜（自民党和公明党占据参院过半数议席），终结“扭曲国会”局面；其他如德国大联合政府，甚至第三世界国家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都出现过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尽管这些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下长期合作、执政参政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更多的是出于利益关系和被迫无奈的临时“苟合”[6]，但至少在概念上突破了多党竞争下传统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范畴。我国多党合作体现的是执政与参政，这当然与联合执政（更多体现的是分权）不是一个概念，这集中体现在政治协商上（包括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决策进行协商，所以只能在社会层面进行协商；其多党竞争和议会制决定了在政党之间、议会之中不可能实现协商[7]。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呈现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呈现出平等不对等、参政不分权、监督不制衡、协商不表决、合作不对抗等鲜明特点；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协商关键在于说的对而不是说了算，可以说是献策不决策、立论不立法、议政不行政，这样就因位置超脱而不受各种利益关系羁绊，勇于建言善于建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发展目标的一致，避免了内耗和纷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综上所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在于协商，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政治协商上。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这在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的协商民主，为世界揭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它不是用纷争、内乱、竞争来强制推行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用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的协商民主，通过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补台、共同协作，来实现人类的民主进步。这就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型政党制度、政党理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现在一些国内学者热衷于研究西方的协商民主以及非执政党参与政策过程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而往往忽视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经开始注意到协商民主这一特殊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中国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在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国家也是适用的。2010年，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中国式民主”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8]。而在我们的邻国越南，则完全借鉴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模式。越共在坚决地划出自己政治底线(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同时，在国会和越南祖国阵线(类似于中国的政协)这两个政治平台中，给予党外政治组织、基层民主政权、民间组织以及媒体较宽松的空间，在不断拿捏和调整的过程中，培育了一种可控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社会矛盾，加强了越共执政的合法地位[9]。

　　2.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贡献，关键在于完善和深化政治协商，促进有序有效开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10] 中国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是与协商民主相伴行，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民主。西方多党制下的代议民主和选举民主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积极的作用，但公民的声音在实际的决策中消失，特别是到了利益格局多元多样的情况下，以票取胜的简单、粗放的弊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1]。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辅相成，促进和实现了人民的选举权与政治生活持续参与权的有机统一。新型政党制度如何能够确保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关键的就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政治协商，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从而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主要是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两个渠道，如下图所示），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离不开不断深化完善和有序有效的政治协商的支撑。

　　3.推动构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政治协商理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创造了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因此，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不仅开启了多党合作历史的新篇章，也开辟了我国政党制度理论的新境界。要准确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原则，深入研究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鲜明特征、实践价值和运行机制，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实现，关键在于搞好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的五大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民主监督功能、维护稳定功能）都离不开有序有效的政治协商。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保障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机制，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政党制度可以聚合多方力量，推进合力治理；优化政策决策，推进科学治理；拓宽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治理；坚持民主协商，推进共赢治理；健全制度机制，推进长久治理。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展好、完善好协商民主。协商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的协商政治制度和实践要远远早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先发的、根植性的民主形式，对协商理念理解得最深、发展最为成熟、成效最为显著。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智慧的结晶，深深融入执政和参政理念，是对人类民主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中发育最为成熟的两种形式，民主党派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最重要主体之一。所以，政治协商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富矿，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