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这样重视，是为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振兴中华文化艺术。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致郑振铎信中说：“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一九三四年三月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又提及说：“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三、四人，大部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言语之间，流露了先生抢救传统技艺，必使其存活而后已的迫切心情。

　　鲁迅先生的生活，并不宽裕，却以劳动所得，无私得贡献给人民的文化事业。先生与一九三四年二月，致郑振铎信中说：“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过二十余元，我预算可以担任。”一九三四年六月，致郑振铎信中说：“《十竹斋笺谱》刻工之钱，当于月底月初汇上一部份。”一九三四年三月，致增田涉信中说：“从今年开始，我与郑君每月聚一点钱以复制明代的《十竹斋笺谱》……。”在一九三二年五月，致秉中信说：“我本拟北归，稍省费用，继思北平亦无啖饭处……。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据此可知，先生同郑振铎出资重刻《十竹斋笺谱》，在经济上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也可见两位先生对此举的重视和决心。

　　然而在当时，这类好事却遭到有些人的非议和反对。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致曹靖华书信云：“这里的压迫是透顶了，报上常造我们的谣。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致郑振铎信中说：“今之文坛，真是一言难尽，有些‘文学家’，作文不能，禁文则绰有余力，而于是乎文网密矣。”一九三四年三月，致增田涉信中说：“我一九二四年后的译著全被禁止（只《两地书》与《笺谱》除外）。天津报纸还登了我患脑膜炎，其实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一九三四年一月，致郑振铎信云：“上海的邵洵美之徒，在发议论骂我们之印《笺谱》，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先生之致力于《十竹斋笺谱》的重刻，是在有些人围攻、压迫下进行的，这和今天这样和平环境的工作全然不同，先生为了祖国文化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的。

　　鲁迅先生为了搜寻《十竹斋笺谱》的原本，曾经根据线索进行查找，虽未获得结果，却意外地获悉国外有个别人企图垄断中国文化的例证。一九三四年六月，先生在致郑振铎信中说：“去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十竹斋笺谱》的重刻，保存了中国传统印刷技艺外，竟导致后来木刻艺术的空前发展，这是先生始料所未及的。

　　鲁迅先生对于从事木版水印的老艺人，给以了热情的关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致郑振铎书信云：“板儿杨，张老西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此二人指雕刻《北平笺谱》的刻工）。”一九三四年十月，为《十竹斋笺谱》事，致郑振铎信中说：“老成人死后，此种刻印本即不可再得，自当留其姓名。”在旧社会，身怀绝技的艺人，不知有多少，因被当时权贵轻视而默默无闻。重刻《十竹斋笺谱》的刻工、印工，姓名得以刊入先生的灿烂篇章，并流传后世，实为千百工匠的骄傲。

　　鲁迅先生在重刻《十竹斋笺谱》之初，未敢有必成的期望。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致郑振铎信中说：“北平现在之刻工能胜任，却还是一个问题，……似不妨杂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罗版也。”及至第一卷完成后，当然是喜悦的心情，超越了预料。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致郑振铎信中说：“六日信及《十竹斋笺谱》一本，均已收到。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直至先生去世那一年——一九三六年，还在给郑振铎先生写的信中念念不忘说：“《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遗憾的是，第二册书成，先生竟不及见，遂由郑振铎先生续成于一九四一年。然重刻《十竹斋笺谱》，鲁迅之功在人民，当永不磨灭。

　　鲁迅先生在重刻《十竹斋笺谱》卷一之部，留有如下的说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郑振铎笔名），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此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画者王荣麟”，即指笔者本人。余在当时为参加此项工作年龄较小者，时仅十七岁，至今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雕者左万川”，即鲁迅先生提到过的板儿杨之弟子，今已去世多年。惟雕刻《十竹斋笺谱》，并非完全出自左万川一人之手。刻工李振怀、张启和、张延渊等人都先后参加了雕刻。印者崔毓生、岳海亭（此二人已故）是当时荣宝斋指导印刷的师傅，但未亲手参加《十竹斋笺谱》的印刷；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一年，印刷这部书，出自崔毓生徒弟徐庆儒一人之手。此人一八五八年调往上海“朵云轩”（即今上海书画出版社）任水印技师，近年已退休。以上情况，除当时参加者，知者甚少。

　　到了一九五○年，荣宝斋已经成为出版总署领导下的企事业单位之一，在新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因之，木版水印艺术也得到新生。一九五二年，《十竹斋笺谱》再一次重印，郑振铎先生并撰写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