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看望顾德辉先生时，他提及了其父亲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曾动员张学良将军抗日的史实。因这一段史实鲜为人知，笔者也就乘兴再次来到古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叩开了文物保护单位顾颉刚故居。

　　1936年11月15日，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应邀赴陕西参加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和中国西北植物调研所成立会。行前，顾颉刚曾对过往甚密的朋友谈及，他去西安想会见张学良，希望张将军领兵抗日。这个消息被平津学联的地下党员所获知，认为这是一个做好张学良工作，使他坚定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极好机会，这是符合193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局势的变化所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的。因而，随即安排人与顾颉刚等教授取得联系，表示尽力帮助他们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乾。他是东北人，与张学良是“同乡”，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曾保释过因搞学生运动遭逮捕的王振乾。就这样，王振乾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宋黎的关系，于1936年的11月中旬拜访了张学良，向其介绍了顾颉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感人事迹。果然，张学良对顾颉刚表示了钦佩和崇敬，不仅在邵力子于11月7日举行欢迎晚宴时，张学良与杨虎城欣然前去作陪，而且11月21日张学良专门派车接了顾颉刚到其家中晤谈，尔后同赴杨虎城所设的宴席。期间，宋黎多次看望了顾颉刚，并一起到在西安的东北大学、东望小学作抗日演讲，还前往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抗日，倾听意见。

　　顾颉刚在西安8天的紧张日程，与张学良有过两次见面接触，他们晤谈的内容，据王振乾撰写《顾颉刚先生的西安之行》(《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所述：由于他当时没有机会参加顾颉刚与张学良两人的交谈，因而也从无文字记载，但在之后与顾颉刚的接触交谈中，顾颉刚曾这样透露过，在他们会见张学良时，了解到张学良当时正在学宋史，于是，就向张学良宣传“促蒋抗日”的主张，劝说其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团结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王振乾文中认为，顾颉刚所阐述的是符合张学良当时所愿意接受的观点的。在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到西安，意欲作他的第六次围剿红军的部署时，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耐心劝谏他改变“剿共政策”无效，毅然实施兵谏之计，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有关张学良从奉蒋之命到陕西执行剿共命令，到他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并采取逼蒋抗日的强硬手段，这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有关。杨虎城早在蒋介石于1927年“四一二”实施清党、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年代里，就毫无顾忌地追随中国共产党；他比较看重共产党员，任用过多名共产党员担纲要职。1936年初，他与中共信守友好共同抗日的原则。在张学良于1935年10月被蒋介石调赴陕西围剿红军后，杨虎城对其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期间，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李克农对他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和东北军中的吕正操、宋黎、阎宝航、陈大章、高福源等爱国将领给他的影响。所以，张学良才与杨虎城谋划策动了逼蒋介石接受停止围剿红军，不打内战，接受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可见，顾颉刚于1936年11月17日、21日至少两次向张学良宣传抗日，对于张学良12月12日兵谏、逼蒋抗日也是有其作用的。

　　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6天，心情异常激奋的顾颉刚，以燕大中国教职员会名义联合北平诸大学的教授致电国民党政府，同时发电报给了张学良。在给国民党政府的通电中说：国民党政府“应以大局和民意为重，主张和平解决。”通电还称：“国人敢宣言曰：凡有利于我民族国家之统一生存者，皆拥护之；凡作分崩离析之行动，陷我国家民族危亡者，皆弃绝之。”顾颉刚本人也写信给张学良，充分肯定了张学良强烈的抗日爱国的思想，也谈到了以和平方式解决这次事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耐心细致的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