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被视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自学成才的典范。读者朋友也许都会以为沈从文那些风格独特、自然、轻灵、隽永的作品是他发奋“写”出来的，可沈从文却说他的创作常常是被编辑“逼”出来的。他在1947年9月致定一的信中说：

　　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新废邮存底·二十二》）

　　信上说的是客气话，但也是实情。沈从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新月》杂志、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和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徐志摩和施蛰存怎样“逼”沈从文为《晨报副刊》、《新月》杂志、《现代》杂志写稿，我知之甚少。因为研究过叶圣陶，对圣陶先生“逼”从文先生为《小说月报》写稿的事，倒是知道一些的。不过与其说“逼”，不如说“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是叶圣陶“读”出来的。

　　1921年1月，《小说月报》革新，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由沈雁冰主编。自1923年1月开始，改由郑振铎主编。因为刊登的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的稿子，《小说月报》受到了文艺界的批评，就连沈从文也曾说过偏激的话，指责文学研究会“独占文坛”。1927年5月，郑振铎赴欧游学，《小说月报》暂由叶圣陶代编，由徐调孚协助。在以后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作家的名字。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短篇《我的邻》，觉得这个短篇写得很有特色，就约请他多为《小说月报》写稿。到1928年底，经叶圣陶之手，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的邻》、《在私塾——一个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讵》《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七个短篇，还发表了新诗《想——乡下的雪前雪后》。1929年初，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主编（仍由徐调孚协助），1932年“一·二八”《小说月报》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而停刊。从1929年到1932年“一·二八”，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有《说故事人的故事》《会明》《菜园》《夫妇》《同志的烟斗故事》《萧萧》《血》《楼居》《丈夫》《微波》《逃的前一天》《薄寒》《山道中》《医生》《虎雏》等。虽说这期间《小说月报》的主编是郑振铎，可沈从文的作品却仍是叶圣陶和徐调孚要来的，在沈从文给朋友们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沈从文与施蛰存的友谊是人所共知的，而郑振铎与施蛰存则非常对立，郑振铎曾经猛烈地抨击过施蛰存，施蛰存感到很不愉快，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到了他的心情。沈从文在1934年12月25日给施蛰存的回信中劝他“莫太在小事上注意”，“不要太注意批评”，信中写道：西谛我不常见到，见到时也不会说什么。我觉得他为人很好，只是许多事情热得过分，便乱了一些罢了。（《新废邮存底·五》）

　　当时郑振铎和沈从文都在北京。假如郑振铎在1929年至1932年经常约请沈从文给《小说月报》写稿，或者沈从文这期间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都曾经过郑振铎的手，是不会“不常见到”，更不会“见到时也不会说什么”的。而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之后，仍一直给郑振铎帮忙，沈从文的小说仍旧是叶圣陶和徐调孚“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来的。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多达二十二篇，他早中期的代表作《柏子》《会明》《菜园》《夫妇》《萧萧》《丈夫》《虎雏》都刊登在《小说月报》上。李同愈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新中华》第3卷7期，1935年4月10日）一文中说：

　　以甲辰的笔名开始，从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以后，沈从文的短篇才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我就是其中一个。

　　固然，沈从文的成功成名要归结于他的朝气、才华，以及“端起来就不放下”（湖南话，意思是“抓住不放”）的执著，但也得力于《小说月报》的提携，以及叶圣陶的欣赏和关爱。叶圣陶特别看重沈从文，不仅经常向朋友们推荐介绍，还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欣赏阅读沈从文的作品。